清朝

小秋秋 2017-04-21

清朝(满语:ᡩᠠᡳᠴᡳᠩ ᡤᡠᡵᡠᠨ,穆麟德:Daicing gurun[参 3],1616年2月17日、1636年5月15日或1644年10月30日-1912年2月12日[注 2]),又号大清帝国、大清国、中华大清国、清国,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朝代,也是最后一个征服王朝。统治者为建州女真的爱新觉罗氏。1616年努尔哈赤在今中国东北地区建国称汗,国号“金”,史称后金,定都赫图阿拉(即兴京,今辽宁新宾)。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并称帝。
国歌
《巩金瓯》

首都

1.兴京(后为陪都)(1616年-1621年)
2.辽阳(1621年[参 1]-1625年)
3.盛京(后为陪都;今沈阳)
(1625年[参 2]-1644年)
4.顺天府(今北京)(1644年-1912年)

成立
1616年
努尔哈赤建立后金
1636年
皇太极改国号大清
1644年
清兵入关并迁都北京

灭亡
1912年
辛亥革命使宣统帝宣布退位

清朝(满语:ᡩᠠᡳᠴᡳᠩ
ᡤᡠᡵᡠᠨ,穆麟德:Daicing gurun[参 3],1616年2月17日、1636年5月15日或1644年10月30日-1912年2月12日[注 2]),又号大清帝国、大清国、中华大清国、清国,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朝代,也是最后一个征服王朝。统治者为建州女真的爱新觉罗氏。1616年努尔哈赤在今中国东北地区建国称汗,国号“金”,史称后金,定都赫图阿拉(即兴京,今辽宁新宾)。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并称帝。

1644年李自成建国顺,明朝灭亡。同年,清军趁机由吴三桂引领入关以打败李自成,随后多尔衮迎顺治帝迁都顺天府(今北京),清朝入主中原。历经康熙、雍正及乾隆三帝,清朝的综合国力及经济文化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建立庞大的领土与藩属国,史称康雍乾盛世,是清朝发展的高峰时期。然而清廷推行文字狱与“首崇满洲”政策,让部分学者不认同此为文化意义上的盛世。

鸦片战争开启中国近代历史,使中国由东亚的中心变成列强环伺的国家。西方列强迫使清廷签订不平等条约,以武力获得在华利益。清朝在抵抗外侮与内忧的同时,也一直处于改革派与守旧派拉锯的局面。在列强入侵的同时西方科学与文化亦引入中国,让清朝发起一连串的改革与革命,如自强运动,促使中国文化的成长与革新[参 9]。然而甲午战争的失败使改革的努力受到沉重打击,并使列强瓜分中国。而维新运动随守旧派的抵制而告终。在义和团排外失败、引来八国联军后,清廷也推动清末新政,虽取得一些成效,但部分内容让许多知识分子失望,转而支持革命。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同年宣统帝于2月12日退位,清朝正式灭亡。清朝从后金建立开始算起,共有十三帝,历时296年,又有满清十三皇朝之称,自入关并迁都北京以来,共历十帝,历时268年 。

政治制度基本上沿袭明朝,然而其最高决策单位随皇帝的授权而变动,例如军机处、总理衙门等,提升行政效率,皇帝也能充分掌权。清朝中期文字狱兴盛,若有疑似反清复明的运动与散播不利皇帝的消息,往往会引来冤狱,牵连成千上万人受害[参 10],其实每个王朝都有文字狱,因为清朝是异族。军事方面原先以八旗军为精锐,庞大的绿营为辅,后来以绿营和地方军如湘军、淮军为支柱。清朝领土最大可达1400多万平方公里[参 11],清末时期也维持1140万平方公里左右。政治稳定、广泛种植新作物与赋税制度的改变,使得中国人口最后突破以往的平均值,达到四亿左右。国内与国外的贸易提升,带动经济农业与手工业的发展。然因重农思维,商业仍未发展出资本主义[参 12]。

皇太极改“金”为“清”的原因,未有史料明确记载。可能为掩盖女真曾臣服于明朝的历史,以鼓舞士气,进攻明朝;“清”之国号,或云是金的谐音,而且满人尚青,加水字边以符合五德终始说,用水免去朱明之“火”[参 13];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大清”这一国号并非来自汉语,而是满语中的一个蒙古借词“ᠳᠠᠢᠼᠢᠨ”(Daičin),原意为“好战者”,[参 14]故大清国的意思是“上国”或“善战之国”[参 15]。

后金立国

15世纪初期,位于中国东北的女真族分成三部[注 3],其中以建州女真最为强大。明朝收建州女真为藩属,册封阿哈出为建州都指挥使,猛哥帖木儿为建州卫左都督。猛哥帖木儿在被野人女真所杀后,其弟凡察与子董山被迫南移,最后定居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并入建州卫内[参 1]。1442年明朝自建州左卫分立出右卫,以凡察领导右卫、董山领导左卫,形成建州三卫[注 4]。

由于建州三卫不服明朝统治,1467年明朝联合朝鲜削弱建州三卫,并且于辽东边界兴建长城。明朝万历初年,董山的后代觉昌安与其子塔克世偕同明朝辽东总兵李成梁,以建州右卫王杲叛乱为由攻灭王杲与其子阿台,然而觉昌安父子也在混战中死亡。1586年明廷袭封塔克世之子努尔哈赤为指挥使作为补偿。努尔哈赤以祖、父遗留的十三副遗甲崛起,统一建州女真后陆续并吞女真各部[注 5],并与漠南蒙古友好[参 1]。

建州女真国力日盛,1616年努尔哈赤在建立八旗制度后于赫图阿拉(后称兴京)称汗立国,国号金,史称后金。两年后他以“七大恨”为由起兵反明。努尔哈赤在1619年的萨尔浒之战中,击败杨镐指挥的明军、朝鲜与叶赫联军;接连占领沈阳、辽阳、抚顺等辽东城市,随后战事集中于辽西地区。战无不胜的努尔哈赤最后于1626年的宁远战役中被袁崇焕的红衣大炮击败,不久逝世[注 6]。第八子皇太极历经权力斗争后继位[参 1]。

皇太极时期,将都城沈阳易名“盛京”,更改“女真”族名为“满洲”,1636年改国号为大清并称帝。当时明朝在关外的势力尚有袁崇焕守备的锦州、宁远与松山等三城。皇太极为绕道避开此防线,首先稳定根据地。他先胁迫明朝求和未果,随后成功降伏西边蒙古察哈尔部和东边朝鲜。接着,皇太极经察哈尔绕道入侵明朝首都北京。最后崇祯帝中了反间计,杀害援救北京的袁崇焕,史称己巳之变。这种借由绕道入侵的作法后来又执行五次,与明朝内部的流寇一同消耗明朝的经济力。清军于松锦之战击溃明军并收降洪承畴等人,夺取明朝在关外的所有堡垒,防线移至山海关[参 17]。1643年皇太极病死,第九子福临继位,是为顺治帝,由其叔多尔衮摄政[参 1]。

入关与巩固

明朝崇祯末年,民变势力(史称流寇)如李自成于陕西西安建国大顺,张献忠于四川成都建国大西。1644年李自成经河南、山西顺利的攻入北京,明思宗在煤山上吊自杀,明亡。同年山海关守将吴三桂不愿投降大顺。面对李自成的顺军,吴三桂引清兵入关,于一片石战役击败顺军。李自成放弃北京,率军退回陕西。清朝摄政王多尔衮成功迎顺治帝入关,并将首都迁到北京。同一时间,明朝马士英拥护福王在明朝陪都南京称帝,即弘光帝,南明成立。然而弘光朝因为党争与宦官之乱而混乱分裂[参 18]。

多尔衮先派阿济格、吴三桂与多铎、孔有德分陕北、河南二路攻打陕西李自成,李自成最后于湖北灭亡;派豪格攻灭四川张献忠,其余部投降南明以抗清。多尔衮接着对付位于江南、内斗分裂的南明诸势力。1645年多铎率清军攻破史可法驻守的扬州,弘光帝逃至芜湖被逮,送到北京杀害。明朝鲁王朱以海与唐王隆武帝分别在浙江与福建建立势力,然而双方不和,不久被清军各个击破,拥护隆武帝的郑芝龙也宣布投降。之后桂王永历帝于广东的肇庆即位,期间瞿式耜、李定国、郑成功及其他明将先后收复华南各省,最后因为距离互相难以照应,内部又发生叛变而节节败退。1661年清军攻入云南,逃亡缅甸的永历帝最后被吴三桂杀死(史称咒水之难),南明亡。此时只剩下台湾的明郑(郑成功势力)和缅甸果敢的明军,清朝基本占领明朝全部领地[参 19]。由于华南反清势力较大,清帝册封吴三桂、耿仲明与尚可喜为王以镇守云南、广东与福建等地,史称三藩[注 7]。

多尔衮在入关后的政策让汉人十分不满,例如剃发易服政策使江南汉人极力反抗,明朝官员左懋第言“我头可断、发不可断,我早办一死矣。”[参 21],最后清军采取多次屠杀以镇压之,史称甲申国难,有名的有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与广州大屠杀等。清廷制定的圈地和投充政策使人民放弃土地,增加更多流民。为此又制定严禁奴仆逃亡的逃人法,激化京畿地区的民族矛盾。后来清廷下令停止这些政策,并实行奖励垦荒、减免捐税的政策。并且正式开科取士,追尊崇祯帝与明朝忠臣[参 19]。

1661年顺治帝逝世,其子8岁的玄烨即位,即康熙帝,由索尼、遏必隆、苏克萨哈与鳌拜四大臣辅政。康熙帝于继位之处即运用计谋消灭跋扈的权臣鳌拜以稳固皇权[注 8]。三藩势力如吴三桂、耿精忠与尚之信等涵盖全国之半,他们先后请求撤藩以试探清廷。当时部分大臣担忧三藩叛变而反对[注 9],最后孝庄太皇太后与康熙帝无惧三藩而同意撤除[参 22]。这使得三藩与陕西王辅臣、广西孙延龄与台湾明郑的郑经联合发动三藩之乱。在这九年期间,反清势力遍及华中、华南,吴三桂更于后期称帝建国周。然而清军采取积极防御,进军陕西、江西以切割叛军。加上吴三桂没有积极北伐,反清联军因占领地与吴三桂过度干涉而发生纠纷,最后王辅臣、耿继忠与尚之信先后投降,占领福建沿岸的郑经被击败。1683年清军攻入云南,继承吴三桂之位的吴世璠在昆明自杀,三藩之乱平定。同年,郑经之子郑克塽继位,明郑因内乱不断导致不少将领降清。清朝派明郑降将施琅率领水师攻打台湾。施琅占领澎湖,逼近东宁(今台湾台南),郑克塽率领大臣降清,至此明郑亡[参 19]。

扩张与矫正

清朝平定三藩后进入康雍乾时期,这段时期是清朝发展的高峰时期,史学界通常称为康雍乾盛世[参 5]。康熙帝为政宽仁,留心民间疾苦,在他亲政不久后,便宣布停止圈地,放宽垦荒地的免税年限。他还着手整顿吏治,恢复京察、大计等考核制度。受康熙帝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政策以及外来农作物的引进等影响,清朝人口大大提升。他先后任用靳辅和于成龙治理黄河与大运河,得到很大的成绩。在他六次南巡期间,考察民情习俗之外,更是亲自监督河工。康熙中期以后,因战乱而遭到严重破坏的手工业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为安定社会秩序,他颁行十六条圣谕,要地方人士循循告诫乡民。他又派心腹包衣(即家奴)如曹寅、李熙等人打探地方物价、人民收入与官绅不轨之事,并以密褶奏报。此即密折制度的萌芽,到雍正时期趋于完善。康熙帝重视对汉族士大夫的优遇,他多次举办博学鸿儒科,创建南书房制度,并且向来华传教士学习西方科学与文化[参 23]。

清初蒙古分为四大部[注 10]。其中准噶尔汗国与沙俄友好,其可汗噶尔丹先灭领叶尔羌汗国与青海和硕特,又占领喀尔喀蒙古,喀尔喀三部南下投靠清朝。康熙帝首先派萨布素于雅克萨战役驱除入侵黑龙江的沙俄军队,与沙俄所签订的尼布楚条约以确立东北疆界并获得沙俄的中立。接着于1690年至1697年间乌兰布通之战与三征噶尔丹使噶尔丹战死,创立多伦会盟以保护喀尔喀蒙古[参 23]。青藏地区的[注 11]和硕特汗国协助黄教达赖五世击败红教统一全藏,之后分裂成青海与西藏和硕特。达赖六世时,藏区政事交由第巴(理事大臣)桑结嘉错管理,他联合准噶尔对抗西藏和硕特的拉藏汗,拉藏汗先下手杀桑结嘉错并废除达赖六世。1717年噶尔丹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入侵西藏,攻杀拉藏汗,并且占领拉萨。清军多次被准军击败,最后于1720年由胤禵率军驱除成功,协助达赖七世入藏,以拉藏汗旧臣[注 12]管理藏区[参 23]。

康熙晚期,由于官员薪资过低以及法律过宽,导致官吏贪污,吏治败坏。此外,为消除士大夫的民族意识,对其言论管控趋于严格,并发生南山案文字狱事件,到雍正与乾隆时期这种情况加重。康熙帝本来按照中国立嫡立长的传统封胤礽为太子,由于太子本身的素质问题及其在朝中结党而废太子,使得诸皇子为皇位互相结党倾轧。故太子一度复立,但康熙帝仍无法容忍其结党而废除。最终在1722年临终时传位于胤禛,即雍正帝[参 23]。

雍正帝获得隆科多的协助继位,赖年羹尧平定青海乱事以稳固政局,然而后来因故赐死年羹尧、幽禁隆科多。雍正帝在位时期,针对康熙时期的弊端采取补救措施,以延续康雍乾盛世。他设置军机处加强皇权,废杀与他对立的王公并削弱亲王势力。注重皇子教育,采取秘密立储制度以防止康熙晚年诸皇子争位的局面再度发生。将丁银并入地赋,减轻无地贫民的负担。为解决地方贪腐问题使火耗归公,耗羡费用改由中央政府计算;设置养廉银以提高地方官员的薪水[参 23]。

对外方面,雍正初年青海亲王罗卜藏丹津意图复兴和硕特汗国而乱,隔年年羹尧与岳钟琪等人平定。为此雍正帝占领部分西康地区,又在西宁与拉萨分置办事大臣与驻藏大臣以管理青藏地区。听从鄂尔泰建议推行改土归流,废除具自治性质的土司,以地方官管理少数民族。将喀尔喀蒙古并入清朝;于1727年与沙俄签订恰克图条约,确立塞北疆界。1729年听从张廷玉建议,以傅尔丹与岳钟琪兵分二路于科布多对抗准噶尔汗噶尔丹策零,最后于和通泊之战战败。1732年噶尔丹策零东征喀尔喀蒙古,兵至杭爱山,被喀尔喀亲王策棱击败。1734年清准和谈,以阿尔泰山为界,西北大致和平[参 23]。

雍正帝勤于政事,自诩“以勤先天下”、“朝乾夕惕”。他在位期间的奏折大多由他亲自批改,军机处的谕旨也由他再三修改。他所亲信的内外臣僚如张廷玉、鄂尔泰、田文镜与李卫等人也都以干练、刻覆著称。他所派遣的特务遍即天下以监控地方事务,密折制度至此完善,然而屡兴文字狱箝制言论自由。1735年雍正帝于工作时去世[注 13],其子弘历继位,即乾隆帝[参 23]。

日正当中

乾隆时期,清朝进入极盛时期,领土势力最广,经济发展最高。乾隆帝继位后获得张廷玉与鄂尔泰的协助,稳定初期政治。他以“宽猛相济”理念施政,介于康熙帝的仁厚与雍正帝的严苛之间。人口不断增加使乾隆末年突破三亿大关,约占当时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江南与广东等地的丝织业与棉织业都很发达,景德镇的瓷器都达到历史高峰。与此同时,银号亦开始在山西出现。然而乾隆晚期多从宽厚,宠信贪官和珅,官员腐化使政治大坏[参 24];六次下江南所至供张过盛,扰民有余[参 25]。

乾隆帝鸿讲学术,然而他的开博学鸿词科不过粉饰太平,由于限制过多,所得人才不如康熙词科。此时期有许多书籍出版,例如《续三通》、《皇朝三通》与《大清会典》等史书;著名小说《红楼梦》、《聊斋志异》和《儒林外史》等;1773年更下令编纂《四库全书》,与《古今图书集成》成为全世界最庞大的类书,这些都成为盛世的文化标志。然而为维护统治却严厉控制思想,编书期间借机割裂焚毁大量不符其思想的书籍。此外大兴文字狱使如戴名世等人被株连杀害或者流放。这些都让文人思想受到严厉阻碍,迟滞文化的发展[参 25]。

西方传教士将中国文化介绍给欧洲人,引发18世纪中国风的热潮[参 26][参 27]。欧洲人追崇中国文化、思想与艺术[参 28],在1769年更有人写道:“中国比欧洲本身的某些地区还要知名”[参 29]。到18世纪末,康雍乾盛世进入尾声,欧洲人出现负面评价[参 26]。与乾隆帝不欢而散的英国特使马戛尔尼认为清朝已经衰落[注 14]。

对外方面,1745年准噶尔汗噶尔丹策零去世,国内诸子争位。乾隆帝乘机于1755年派降将阿睦尔撒纳为引导,以定北将军班第率军平定准噶尔,攻下伊犁。而后阿睦尔撒纳想要成为新一代准噶尔之主,由于没有获得乾隆帝支持而叛变。乾隆帝派兆惠西征,最后于1757年平定天山北路,准噶尔亡,其族惨遭灭绝。然而在天山南路,脱离准噶尔统治的回部领袖大小和卓兄弟起兵反清,史称大小和卓之乱。其领袖布拉尼敦与霍集占占据喀什噶尔与叶尔羌,意图自立。1758年乾隆帝再命兆惠西征,兆惠率轻军渡沙漠围攻叶尔羌(今新疆莎车),反被包围于黑水营。隔年清将富德率军解围,兆惠与富德最终攻灭大小和卓,并让帕米尔高原以西的中亚各国成为藩属国[注 15]。乾隆末年,尼泊尔的廓尔喀王国两次入侵西藏。1793年清廷派福康安与海兰察领兵入藏,平定廓尔喀,不丹与哲孟雄(今锡金)亦为藩属国,加强驻藏大臣的权力[参 31]。

西南方面,乾隆初年派张广泗平定贵州苗民之乱,随后清军前往平定大渡河上游的大小金川(今四川金川县与小金县)动乱,史称大小金川之役。1747年到1749年期间发生大金川之战,清军于此吃尽苦头[注 16]。1771年第二次金川之战爆发,大小金川的诺木与僧桑格均叛,清将温福战死,阿桂历经多次作战,直到1776年方平定。期间缅甸贡榜王朝与清朝爆发清缅战争,清军四次进攻皆失败。1769年乾隆帝派傅恒、阿桂入缅未果,双方最后停战。1784年暹罗却克里王朝派使朝贡,1788年缅甸为应付暹罗威胁,也派使朝贡。1789年安南发生西山朝统一后黎朝、郑主与广南国。清军击败西山朝,护送黎帝黎愍宗复位,途中遭西山军的伏击而败,史称清越战争。西山朝阮惠遣使向清廷谢罪,清廷封为安南王[参 31]。

乾隆期间清朝疆域达1300万余平方公里,东方的朝鲜与琉球国也早就成为藩属国之一[注 17]。只有德川幕府统治的日本处于锁国时期,与清朝来往甚少。乾隆帝以十全武功自誉,他平定准噶尔与回疆大小和卓之乱,使四川、贵州等地继续改土归流,然而其余战事皆小题大作使国库严重损耗,让清朝国力衰退[参 31]。当时人口暴增与乡村土地兼并严重,使得许多农民失去土地;加上贪官和珅等官员腐败,于乾隆晚期到嘉庆时期陆续爆发民变。白莲教于1770年代举兵,后来又于1796年爆发川楚教乱,八年后被清军镇压,领袖王三槐被处死。台湾天地会领袖林爽文于1787年发动林爽文事件,历时一年多。1795年乾隆帝因为誓言[注 18]禅位于子颙琰,即嘉庆帝。乾隆虽为太上皇,但依然“训政”至1799年去世,嘉庆帝方得以亲政。然而嘉庆帝未能解决弊端,清朝继续走向衰退[参 31]。

近代开启

1840年鸦片战争期间,英国复仇女神号(最右后方)战舰击毁一艘清朝戎克船。

嘉庆帝对贪污深恶痛绝,亲政后赐死和珅,抄收其家产。然而没有全面整顿政风,加上借助卖官制度以平衡开支,使得贪污腐败的风气更加扩大,加重地方人民的负担。另外还有河道与漕运淤塞的难题。针对乾隆时期过度开销的弊端,嘉庆帝提倡节俭,缩减朝廷与宗室的开支,把贫穷的旗民送到关外开垦。然而,最后因为朝野强烈的反弹声浪而妥协。此时八旗兵与绿营军纪腐败不可堪用,只能靠地方团练平定乱事,后期更产生湘军与淮军等地方军。当时民乱不断,有白莲教的川楚教乱、东南有海盗侵袭,华北又有天理教之乱。道光之后又有太平天国之乱、捻乱以及甘陕回变与云南回变,再加上鸦片战争等外患,一度使清廷摇摇欲坠[参 31]。

1820年嘉庆帝去世,旻宁继位,即道光帝。此时朝廷暮气沉沉,满朝文武只知迎合贪污谎报。道光帝提倡俭朴,所穿龙袍是宫内旧料所制,满朝文武故意在朝服补丁,以示简朴。大臣奏章大多报喜不报忧[参 32]。曹振镛是当时第一重臣,奉行“多磕头,少说话”哲学[参 33]。继起的穆彰阿,人称“在位二十年,亦爱才,亦不大贪,惟性巧佞,以欺罔蒙蔽为务”。鸦片战争时,前方将帅不断撒谎[参 34],败将奕山竟被钦命交部优叙。道光时期稍可称善的政绩是陶澍改革盐法,成功的防止商贩垄断。

19世纪上半叶,西方各国为使通商正常化,多次派使者前往中国协商。然而清政府以天朝上国自居,不愿与西方各国平起平坐,屡次不了了之。当时大英帝国对中国茶叶与丝绸的需求庞大,对华贸易成逆差状态。为此,英国将成瘾剂鸦片大量输入中国以改善本身经济。1838年鸦片猛增到四万零二百箱,人民健康被削弱,清朝经济发生通货膨胀,国力也持续衰退[参 35][参 36]。道光帝为解决此弊端,派林则徐到贸易中心广州宣布禁烟,此即虎门销烟。为此,1840年中英两国爆发鸦片战争,清军战败后和英国签订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开启中国近代史。当时道光帝与耆英不了解国际法,认为给予英人贸易之便以换取国家长存,所以割让许多影响甚远的权力[注 19][参 37]。清朝后期被迫和各国签订不平等条约,除割地、开港、赔款之外,还让外国派驻军队于首都,中国主权逐渐流失[参 37]。

1850年道光帝去世,子奕詝继位,即咸丰帝。西方各国迫使清政府开港通商,加上地方官吏地主兼并土地,使得传统农村经济受到破坏。各地乘机纷纷起事,其中华北以捻乱为主,华中华南以洪秀全的太平天国与云南杜文秀、马如龙的云南回变为主。洪秀全改造基督教教义,1851年于广西金田起义,联和天地会、三合会北伐。两年后攻陷并定都江宁,并且发动两次西征;不久又发动北伐,最远达天津近郊。后来曾国藩、左宗棠与李鸿章为保护儒家文化,纷纷组织湘军与淮军抵抗太平天国。太平天国发生天京事变后国力衰退,部分势力转入捻军。太平天国最后于1864年被湘军、淮军以及外国人组成的常胜军、常捷军围攻之下而亡。此期间英国与法国因为和清廷修约不成,趁中国发生内乱之际,于1858年发动英法联军之役。清军于八里桥之战战败,联军攻陷北京,圆明园、清漪园等处被焚掠,签订《天津条约》及《北京条约》。同时沙俄以调停有功逼清廷签订《瑷珲条约》,取走外东北领地。1864年沙俄强迫清廷订立《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占外西北。面对内外交迫的局面,清廷为使国力恢复而发起自强运动[参 38]。

自强与维新时期

1861年,咸丰帝去世,其六岁之子载淳继位,即同治帝。咸丰帝本任命肃顺等八大臣赞襄政务,两宫太后与恭亲王奕䜣发动辛酉政变,两宫垂帘听政,最后由两宫之一的慈禧太后获得实权。被称为洋务派的奕䜣与部分汉臣[注 20]在消灭太平军时认识到西方的船坚炮利,并且鉴于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以“师夷长技以制夷”[注 21]、中体西用为方针展开自强运动(又称洋务运动)。当时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与随后的北洋通商大臣负责对外关系与自强运动的策划与推行,先后引入国外科学技术,建立现代银行体系、现代邮政体系、铺设铁路、架设电报网。建立翻译机构同文馆、新式教育(新学),培训技术人才并派遣留学生到欧美日等先进工业国家,培育出唐绍仪与詹天佑等人才。开设矿业、建立轮船招商局、江南制造总局与汉阳兵工厂等等制造工厂与兵工厂,同时也建立新式陆军与北洋舰队等海军[参 39]。洋务运动使得中国社会出现较安定的局面,史称同治中兴[参 40]。其间太平天国于1864年灭亡。1865年僧格林沁的满蒙骑兵(八旗兵)中捻军埋伏后全歼,赖洋务派左宗棠与李鸿章分别灭西、东捻,捻乱到1868年为止。1862年-1878年间左宗棠先后平定陕甘回变,平定新疆回乱,并收回伊犁。云南回变也于1867年由马如龙投降清朝岑毓英,以及1872年杜文秀自杀而止。西方各国的租借地也将西方思想带入中国[注 22],推动中国革命与民主制度的发展[参 41]。1874年同治帝去世,慈禧太后立载湉为帝,即光绪帝[参 39]。

对外方面,1884年,清朝和法国为越南(安南)主权爆发中法战争。清朝失去藩属国越南,越南成为法国殖民地,台湾也宣布建省。1885年英国入侵缅甸,清朝驻英公使曾纪泽向英国抗议无效,隔年被迫签订《中英缅甸条约》,承认缅甸为英国所有。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国力大增,1872年日本强迫清朝藩国琉球改属日本,清朝拒不承认,中日交恶。1894年为朝鲜主权清朝和日本发生甲午战争,两个推行西化运动的亚洲国家的战争最后以清军落败而告终。战后签《马关条约》,清朝割让台湾和澎湖[注 23],失去藩属国朝鲜和租界。洋务派李鸿章建立的北洋舰队全面瓦解,也宣告自强运动最终失败[参 42]。

甲午战争后,维新派康有为与梁启超于1895年公车上书光绪帝,要求深入改革政府架构、教育、经济体制与军事制度等多个层面,期望清廷从制度面革新。1898年光绪帝在康有为的帮助下实施维新运动(戊戌变法),然而影响守旧派的利益过大而引发反弹,慈禧太后以“听信逆臣蛊惑,改变祖宗成法”为由软禁光绪帝,处决谭嗣同、康有溥等多人。由于维持103天就结束,被称为“百日维新”[参 42]。

1896年清廷为连俄制日,签订《中俄密约》。后来密约泄露,外国鉴于清朝已无力自卫,纷纷瓜分中国以维护为各自利益[注 24],而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政策以平衡列强在华势力。中国长期受列强欺辱,使地方产生义和团之类仇洋排外的民族主义团体。慈禧太后借此排外而发生义和团事变,义和团屠杀洋人、奸淫妇女、抢夺店铺、破坏各国使馆、烧毁与西洋有关的东西。慈禧太后不理会各国抗议,更曾半正式向十一国宣战,引发八国联军报复。北京被联军占领,劫杀掳掠。慈禧太后率光绪皇帝西逃西安。1901年签订《辛丑和约》,清廷赔偿重款,列强派兵驻守北京一带、划定租借地和势力范围,加深中国的半殖民化。1904年日俄两国更因在东北的利益冲突爆发日俄战争。义和团事变时,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等东南各行省之总督巡抚为保护华中华南,自行宣布中立,不服从朝廷对外一律宣战的敕命(即东南自保);从此清廷权威低落,地方各省自主性提高[参 42]。

清末时期

清朝于八国联军后国势大坠,知识分子莫不提出各种方法拯救中国,主要分成立宪派与革命派两种改革路线。1901年立宪派康有为梁启超推动立宪运动,梁启超发表《立宪法议》,希望让光绪帝成为立宪君主。而慈禧太后为挽清朝衰落危局,有意效仿欧日的改革而推行清末新政。新政主要推行君主立宪、建立清朝新军、废除科举、整顿财政等一系列改革。而革命派对清廷的改革失望,他们鼓励推翻清朝,建立中华共和。1894年孙文于夏威夷檀香山建立兴中会[参 43]、1904年黄兴于长沙成立的华兴会、1904年蔡元培于上海成立光复会,此外还有其他革命团体。1905年孙文在日本联合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成立中国同盟会,并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纲领。革命派联合旧有反清势力如三合会、洪门等,在华南地区发起十次起事,并将势力渗入华中、华南的清朝新军[参 42]。

当时立宪派与革命派为改革方式发生争执,一开始立宪派占上风,清廷也承诺实行立宪。1907年清廷筹设资政院,预备立宪,并筹备在各省开办咨议局。1908年7月颁布《各省咨议局章程及议员选举章程》,命令各省在一年之内成立咨议局。同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以确立君主立宪制政体,成立代议会。在立宪派成员的请愿下,清廷宣布把预备立宪缩短三年,预定在1913年召开国会。同年光绪帝与慈禧太后皆去世,溥仪继位,即宣统帝,其父载沣担任监国摄政王。1911年5月清廷组成由庆亲王奕劻领导的“责任内阁”,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君主立宪。不过,该内阁中的很多成员为皇族身份,故被称为“皇族内阁”,引发立宪派的不满和失望,很多转向于革命派合作[参 44]。

同年5月四川等地爆发保路运动,清廷急派新军入川镇压。10月,革命派于湖北发起武昌起义,南方各省随后纷纷宣布独立。清廷任命北洋新军统帅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成立内阁并统领清军。袁世凯一方面于阳夏战争压迫革命军,另一方面却暗中与革命党人谈判,形成南北议和。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于南京宣布立国,孙文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2月12日,袁世凯迫使宣统帝溥仪颁布退位诏书,将权力交给袁世凯政府,清朝亡,标志着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君主制度正式结束。随后孙文让位予袁世凯,南北统一,袁世凯定都于北京[参 44]。

后来,1917年张勋组织辫子军,于北京拥护宣统帝溥仪,复辟清朝(史称张勋复辟),但只持续12天而终[参 45]。日本于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北,1932年扶持溥仪建立满洲国,其最终随着1945年苏联的八月风暴行动而亡[参 46]。值得一提的是,因正统观使然,如同元朝灭亡之际,清亡时坚持忠于大清者汉人占不少,辛亥革命的爆发使得有些汉臣甚至舍身殉国。在民国建立后,部分汉臣终身以满清遗老自居。

发源与扩张

清朝发源于东北地区,努尔哈赤与皇太极时期领有今东北地区、外东北地区与内蒙古地区[参 1]。1644年多尔衮偕同顺治帝率军入关,随后指挥清军占领全明朝领地,统一中原,领有内地十八省[参 19]。1661年南明亡。然而当时尚有以吴三桂为首,镇守华南的三藩;以及奉明朝为正朔,领有台湾、澎湖的明郑。三藩之乱与施琅攻台后,康熙帝完全掌控华南地区与台澎地区[参 19]。

此时准噶尔汗国的可汗噶尔丹与俄罗斯帝国(沙俄)友好,噶尔丹南征青海和硕特,东征喀尔喀蒙古。而沙俄为在远东寻找出海口,向东移民侵略黑龙江上游。康熙帝先是于雅克萨战役击败俄军,与其划定边疆;之后率军三征噶尔丹,协助喀尔喀蒙古收复其领土。喀尔喀蒙古其后并入清朝,外蒙古地区正式归清朝所有。1727年雍正帝与沙俄签订恰克图条约,确立塞北疆界[参 23]。

1717年准噶尔汗国新可汗策妄阿拉布坦入侵青藏地区,灭和硕特汗国,并且占领拉萨。清军多次被准军击败,最后于1720年由胤禵率军驱除成功,协助达赖七世入藏,以拉藏汗旧臣管理藏区,这是清朝经营青海、西藏地区之始[参 23]。雍正时期,平定青海亲王罗卜藏丹津之乱后,雍正帝又在西宁与拉萨分置办事大臣与驻藏大臣以控管青藏地区[参 23]。

新疆地区方面,1755年乾隆帝乘准噶尔汗国噶尔丹策零去世的机会,派将领率军西征,军势直达准国首都伊犁。在平定阿睦尔撒纳之乱与大小和卓之乱后彻底掌控准噶尔地区与回疆,并且获得帕米尔高原以西诸国的朝贡[参 31]。

最大疆域

1759年乾隆时期的清朝疆域达到最大范围,东北与俄罗斯帝国(沙俄)分界额尔古纳河、格尔必齐河与外兴安岭,这条疆线直到鄂霍次克海与库页岛。正北与沙俄分界萨彦岭、沙毕纳依岭、恰克图与额尔古纳河。西北与哈萨克汗国等西北藩属国分界萨彦岭、斋桑泊、阿拉湖、伊塞克湖、巴尔喀什湖至帕米尔高原。西南与印度的蒙兀儿帝国、喜马拉雅山诸国家分界喜马拉雅山至野人山,正南大致上与现今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分界相同,但清朝尚获得缅甸北部的南坎、江心坡等地。东与日本、琉球分界日本海与东海,与朝鲜王朝沿图们江、鸭绿江分界,清朝还领有台湾、澎湖、海南及南海的南海诸岛(时称千里石塘、万里长沙、曾母暗沙),极盛时期总面积可达1310万平方公里[参 31]。康熙前期的清朝疆域达到唯一最大范围1400万平方公里以上。

藩属国

清朝的藩属国方面,早在皇太极与康熙时期就有朝鲜与琉球国。到乾隆时期扩充到东南亚地区的安南(即越南)、南掌(今老挝)、暹罗(今泰国)、缅甸以及南洋群岛的兰芳共和国(柬埔寨被安南与暹罗瓜分,吕宋与苏禄于西班牙统治菲律宾群岛后相继消失);西南喜马拉雅山有廓尔喀(尼泊尔)、哲孟雄(锡金)、不丹等国;中亚地区有哈萨克汗国、布鲁特汗国、浩罕汗国、布哈拉汗国、爱乌罕(今阿富汗)、巴达克山、乾竺特与拉达克等国[参 31]。

衰退与被瓜分

进入19世纪,由于清朝的衰落,列强于鸦片战争后以不平等条约掠夺许多领土与藩属国[参 37]。俄罗斯帝国借由1858年瑷珲条约与1860年北京条约获得外东北,包括库页岛等地。1900年趁八国联军的机会又强占黑龙江以北的江东六十四屯。1864年借由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与1881年的伊犁条约获得外西北,并且陆续占领中亚诸藩属国。19世纪末大博弈时期英俄两国签订英俄协定,私自划分帕米尔地区。大英帝国借由1842年的南京条约、1860年的北京条约与1898年的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获得现今香港地区,并且侵占藩属国缅甸与喜马拉雅山诸国家。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于中法战争占领藩属国安南、南掌。葡萄牙于中葡和好通商条约永居管理澳门。大日本帝国先于1872年占领藩属国琉球,并于1895年的马关条约获得台湾与澎湖列岛,并让清朝放弃藩属国朝鲜[参 42]。甲午战争后,列强认为清朝无自卫能力,为自身利益联合瓜分中国,使得重要港口如旅顺、大连被沙俄与后来的日本领有、威海卫被英国领有、胶州湾被德国领有、广州湾被法国领有等。到清朝末期,领土面积萎缩至约1140万平方公里左右[参 42]。

行政区划

清朝版图辽阔,民族众多,在行政区划上也“因时顺地、变通斟酌”[参 47]。在汉族地区沿用明代旧制,实行“省—府—县”三级制[参 48]。在东北地区,为满洲八旗制、汉人“省—府—县”三级制与渔猎部落的“姓长制”并行[参 49]。在藩部地区则因俗而治,并根据中央集权统治的需要加以改革:蒙古实行“旗盟制”、“札萨克制”;西藏实行“宗谿制”,新疆回部实行伯克制。全国分为十八省、五个将军辖区、两个办事大臣辖区共二十五个一级行政区域和内蒙古等旗盟。

清末,在列强蚕食鲸吞的形势下,边疆各地依靠旧有的行政体制已无法维持有效的统治。光绪年间,新疆、奉天、吉林、黑龙江相继建省,实行与内地相同的行政体制。蒙古、西藏也有建省之议,但在清朝灭亡之前未能实行。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清朝分为二十二省,以及西藏、外蒙古、内蒙古、青海等边疆地方。

内地
清代山海关以内、长城以南的汉族地区被称为“内地”、“关内”或“汉地”。内地的行政区划承袭明代“省—府(州)—县”的层级体制。一级政区为布政使司,通称“行省”或“省”。二级政区为府、直隶州。府管辖的州(散州、属州)不再领县,形成单式的三级制。清代初年,原为临时差官的巡抚取代布政使,成为一省的长官。在一些民族杂居之处及战略要地,设置新型政区“厅”,分为省直辖的直隶厅和府辖的散厅。少数直隶厅下辖县。

明代布政使司、按察使司派出的差官“道员”,在清代也保留下来。道员的统辖区域是“道”,介于省与府之间,有分巡道、分守道、粮储道、盐法道、兵备道等名目。清初的道并不是行政区,道员亦无品级。乾隆以后,定道员秩品为正四品,分巡道、分守道的职权也渐趋一致。有的道下直接领县。有人认为清末的道实际上已成为省、府之间的一级政区[参 50],之后北洋政府更有废省置道之计划,后因被国民政府取代而未实施。清朝行政区划层级为:

行省

在行省设置方面,基本沿袭明代所置的两京与十三布政使司,即南北二京及山东、山西、河南、陕西、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湖广、四川、云南、贵州。顺治元年(1644年)定鼎北京,以盛京为留都[参 51]。二年(1645年)改北直隶为直隶省,改南直隶为江南省。康熙三年(1664年),分湖广为湖北、湖南二省。康熙六年(1667年),江南省正式分为江苏、安徽二省。康熙七年,设立甘肃省,自此形成所谓“内地十八省”的格局[参 48]。

直隶省
江苏省
安徽省
山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陕西省
甘肃省
浙江省
江西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四川省
福建省
广东省
广西省
云南省
贵州省

光绪十一年(1885年),分福建省台湾府置台湾省。两年后台湾正式建省,称“福建台湾省”。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因甲午战争战败,台湾省被割让予日本[参 52]。光绪三十年十二月(1905年1月),分江苏江宁、淮安、扬州、徐州四府及通州、海州二直隶州置江淮省,旋即裁撤。此后至清末,内地仍为十八省,与东三省、新疆省合为二十二省。

冲繁疲难

清代的府、州、厅、县,按照“冲、繁、疲、难”的考语分为不同等次。考语字数越多,地位就越重要。一般以四字俱全者为“最要缺”,三字者(冲繁难、冲疲难、繁疲难)为“要缺”,二字者(冲繁、繁难、繁疲、疲难、冲难、冲疲)为“中缺”、一字或无字者为“简缺”[参 53]。

冲:地当孔道者为冲
繁:政务纷纭者为繁
疲:赋多逋欠者为疲
难:民刁俗悍,命盗案多者为难

土司

云南、贵州、广西、四川、湖南、湖北、甘肃等省设有土司,分为宣慰司、宣抚司、招讨司、安抚司和长官司(长官为武职),与土府、土州、土县(长官为文职)。土司的长官以当地各族头人充任,可以世袭,由朝廷或地方官府颁给印信,归所在地方之督抚、驻扎大臣管辖。宣慰等司的长官隶属于兵部、土知府、土知州等官隶属于吏部[参 54]。雍正年间,云南、贵州、广西等省的土司开始改行流官制,史称改土归流。光绪、宣统之际,赵尔丰出任川滇边务大臣,四川西部的藏人土司、西藏东部的宗也开始改土归流[参 55]。

东三省
东北为清朝龙兴之地。顺治年间入关后,以驻防八旗留守盛京沈阳。康熙至乾隆年间,逐渐形成三个相当于行省的将军辖区:盛京、吉林、黑龙江。将军之下设专城副都统分驻各城,并管理各城的临近地区。副都统下有总管统领各旗。在汉民聚居之处,置府、州、县、厅,如同内地。居于黑龙江、嫩江中上游的巴尔虎、达斡尔、索伦(鄂温克)、鄂伦春、锡伯等族,编入八旗,由布特哈总管、呼伦贝尔总管管辖。黑龙江、乌苏里江下游及库页岛的赫哲、费雅喀、库页、奇楞等渔猎部落则分设姓长、乡长,由三姓副都统管辖[参 56]。

盛京,由盛京将军统辖

奉天府 / 盛京副都统
锦州府 / 锦州副都统
熊岳副都统
金州副都统
兴京副都统

吉林,由吉林将军统辖

宁古塔副都统
伯都讷副都统
三姓副都统
吉林副都统
阿勒楚喀副都统
拉林副都统
珲春副都统

黑龙江,由黑龙江将军统辖

黑龙江副都统
墨尔根副都统
齐齐哈尔副都统
布特哈副都统
呼兰副都统
呼伦贝尔副都统
通肯副都统

光绪末年的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之役与日俄战争严重动摇清朝在东北地区的统治,迫使其废除满洲的旗民分治制度,设立行省。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废除盛京、吉林、黑龙江三地将军衙门,改设奉天省、吉林省、黑龙江省;随后裁撤各城副都统、总管,改为府、厅、州、县。宣统三年(1911年),奉天省领八府、八厅、六州、三十三县;吉林省领十一府、一州、五厅、十八县;黑龙江省领七府、六厅、一州、七县[参 56]。

藩部
主条目:清代蒙古各盟部旗列表和回部

1844年在英国伦敦出版的中国与日本的地图。欧洲人制作的清代中国地图中,内地与藩部常使用不同颜色。

清代蒙古、西藏、青海、新疆与黑龙江布特哈(达呼尔、索伦、鄂伦春等族)被称为藩部,由理藩院管理。

蒙古

明清之际,蒙古分为众多部落(蒙古语称为“艾马克”),部落首领为“部长”(鄂拓克)或“汗”。清太宗时,依照满洲八旗的组织形式,将蒙古各部落编为旗,是为蒙古的基本行政单位,其长官为札萨克或总管。旗下设“佐”(苏木),相当于乡。自此蒙古各部落被纳入统一的行政体系之中。在地域上,蒙古地区大致分为察哈尔、内蒙古、西套蒙古、外蒙古(包括土谢图汗部、赛音诺颜部、车臣汗部、札萨克图汗部)、科布多与唐努乌梁海[参 56]。

清代蒙古又分为内属蒙古与外藩蒙古。内属蒙古包括察哈尔、归化城土默特、唐努乌梁海、阿尔泰乌梁海等部,各旗由朝廷派遣官员(一般为总管)治理,与内地的州、县无异。外藩蒙古各旗则由当地的世袭札萨克管理,处于半自治状态。在外藩蒙古,以若干旗合为一盟,设正、副盟长,掌管会盟事宜,对各旗札萨克进行监管。清代的盟是监察机构,并不能视为一级政区。

外藩蒙古又按其归附清朝的先后分为内札萨克蒙古与外札萨克蒙古。内札萨克蒙古又被称为内蒙古,于天命至康熙初年陆续归附清朝。乾隆以后定为二十四部,共四十九旗,设六盟。内札萨克各旗不但政治地位很高,还保留一定的兵权。康熙中期以后归附清朝的各部落称为外札萨克蒙古,包括漠北的喀尔喀四部、西套蒙古二旗、青海蒙古各部、科布多各札萨克旗、新疆旧土尔扈特部及中路和硕特部。外札萨克各旗无兵权,隶属于当地的将军、都统、驻扎大臣(西套蒙古二旗除外)。其中喀尔喀四部后来演变为外蒙古[参 56]。

新疆

清代新疆分为天山北路的准部和天山南路的回部,统属于伊犁将军。其中的蒙古游牧地区实行盟旗制。维吾尔、布鲁特、塔吉克等族地区则实行伯克制。蒙古旧土尔扈特部与中路和硕特部设立旗、盟:旧土尔扈特部为南北东西四路乌讷恩素珠克图盟,和硕特部为巴图塞特奇勒图盟。准部地方设乌鲁木齐都统,统辖乌鲁木齐(迪化州)、库尔喀喇乌苏、吐鲁番、哈密、古城、巴里坤(镇西府)等城。其中迪化州、镇西府由新疆与甘肃省双重管辖。塔尔巴哈台由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管辖。伊犁及其以西地方由伊犁将军、领队大臣管理。回部设总理回疆事务参赞大臣(一般为喀什噶尔参赞大臣),统辖喀什噶尔、叶尔羌、和阗、阿克苏、乌什、库车、喀喇沙尔等城。光绪十年(1884年),新疆建省,实行与内地相同的府、厅、州、县体制。

青海

清代的青海不包括今西宁、海东、黄南以及部分青海省边缘地区。统辖青海地方的官员为西宁办事大臣,常驻西宁(当时属甘肃省)。青海大致以黄河为界,分为青海蒙古和玉树等四十族土司。黄河以北主要为蒙古人,有和硕特、辉特、绰罗斯(准噶尔)、土尔扈特、喀尔喀五大部落。雍正三年(1725年),编青海蒙古为二十七旗,后增至二十九旗,由西宁办事大臣主持会盟。另有察汉诺门罕牧地,实际上单独为一喇嘛旗。道光三年(1823年),分黄河以北二十四旗为左、右翼二盟,每盟设正、副盟长各一人。黄河以南主要为藏人,设有四十个土司,其中以玉树土司最大,故称玉树等四十族土司。土司以下有土千户、土百户。嘉庆、道光年间,藏人不断越过黄河向北迁徙,形成环青海湖一带的环海八族[参 56]。

西藏

西藏在清代又称“唐古忒”、“图伯特”,分为卫、喀木(康)、藏、阿里四部,以及霍尔三十九族地区。西藏地方的行政长官为驻藏大臣,驻喇萨,会同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办理藏内政务。其政令由噶厦(西藏官府)执行。西藏的基层政区是宗,大致相当于内地的县,但规模很小。一些贵族、寺庙的庄园领地称为“谿卡”,地位比宗低或者平级。宗的长官为“宗本”,谿的长官为“谿堆”,一般由噶厦委派,也有的由特定寺庙委任。后藏札什伦布附近的几个宗,由班禅直接管理[参 56]。今那曲地区、昌都地区北部的各部落统称霍尔三十九族,简称三十九族,为蒙古人后裔,由驻藏大臣的属员夷情章京管辖。驻扎于达木(今当雄)的达木蒙古八旗,每旗设一佐领,不设总管,直属于驻藏大臣[参 56]。

政治制度

决策机关
清朝的政治体制基本上沿袭明朝制度,但是略有不同。官员等级分“九品十八级”,每等有“正”、“从”之别。不在十八级别以内的叫做未入流,在级别上附于从九品。清朝制定内国史院、内秘书院与内宏文院等内三院为内阁,作为中央最高决策机关。设大学士满、汉各二人,协办大学士满、汉各一人,学士满六人、汉四人,下辖中央执行机关六部。内阁的实际权力比明朝小,实际掌握权力的机关会随时代不同而改变。后金时期,议政王大臣会议是皇帝与王公贵族讨论国事之处。1631年皇太极为了中央集权,仿明朝制度设立六部与内阁以分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入关之后,1677年康熙帝设立南书房,削弱议政王大臣会议权力,同时将外朝内阁的某些职能移归内廷,实施高度集权。雍正帝为了西征准噶尔准备设置军需处,雍正十年改称军机处。军机处机构精简,行政效率高,能迅速处理军国大事,进一步加强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鸦片战争之后,为推行自强运动,先后于1861年与1870年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与北洋通商大臣,负责对外关系与自强运动的策划与推行,成为自强运动期间最高行政机关。八国联军之后,1911年5月18日清廷宣布废除军机处,仿西方国家与日本实行内阁制,内阁总理大臣和诸大臣组成的内阁成为最高行政机关[参 10]。

南书房

南书房于康熙十六年(1677年)设立,起初是康熙帝为了与翰林院词臣们研讨学问,吟诗作画而设。因在乾清宫西南角特辟房舍故名南书房。由于南书房“非崇班贵檩、上所亲信者不得入”,所以它完全是由皇帝严密控制的一个核心机要机构,随时承旨出诏行令,这使南书房“权势日崇”。南书房地位的提高,是康熙帝削弱议政王大臣会议权力,同时将外朝内阁的某些职能移归内廷,实施高度集权的重要步骤[参 10]。

军机处

军机处原称军需处,雍正八年(1730年),清军在西北与准噶尔激战,为及时处理军报雍正皇帝始立,雍正十年改称军机处[参 57]。军机大臣以下设章京等官,从六部员司和内阁中书里选用。章京的任务是缮写谕旨、记载档案、查核奏议,作军机大臣的辅助人员[注 25]。章京也是满、汉人员各两班,每班八人,各设一领班。章京参与机要,草拟圣旨,俗称“小军机”。乾隆皇帝即位后服孝,安排数位“总理事务王大臣”进入军机处,故改名总理事务处。乾隆二年(1737年)乾隆服满亲政,总理事务王大臣等自请罢职,恢复军机处名称,自此遂成定制,军机处成为直接对皇帝负责的核心权力机构,满洲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地位更被削弱至几乎可忽略不计,政治权力全部掌握在皇帝手中,成为清代中央集权制度的顶峰。直至宣统三年(1911年)四月初十清廷宣布成立“责任内阁”,军机处废止[参 10]。

责任内阁

宣统三年四月初十(1911年5月18日),清政府宣布废除军机处,实行内阁制,任命内阁总理大臣和诸大臣组成内阁。由庆亲王奕劻组成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内阁。然而,由于内阁成员中过半数为皇族或满人,时人讥之为“皇族内阁”。该内阁在辛亥革命后倒台,由袁世凯组成的新内阁所取代[参 10]。

执行机关
六部(吏、户、礼、兵、刑、工)为清朝最高执行机关,各部长官称尚书,副长官称侍郎,以前尚书均由满人担任,顺治元年(1644年)规定尚书及侍郎满、汉各一[参 10]。

五寺包括大理寺、太常寺、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大理寺与刑部和都察院合为三法司,其职权与今日之最高法院相似。大理寺的首长称为大理寺卿,也是九卿之一。其余四个寺的卿职权较低。太常寺负责祭祀;太仆寺管理马匹;光禄寺负责寿宴;鸿胪寺负责接待外宾[参 10]。

为加强监督管理,凡天下文武官员,都要定期进行考察。规定三载考绩,以定升降奖惩。京官叫“京察”,外官叫“大计”。对武官的考察,每五年一次,称为“军政”,由兵部主持。但是,不论“京察”、“大计”还是“军政”,在实行中都是瞻徇情面,弊端丛生。后来更成为故事具文,走走过场而已[参 10]。

内廷事务方面,鉴于明朝太监乱国,清朝皇帝独创内务府以管理宫禁事务。其成员由内务府三旗(正黄旗、镶黄旗、正白旗)的15个包衣佐领、18个旗鼓佐领、两个朝鲜佐领、一个回子佐领和30个内管领的包衣及太监组成,其机构组织兼容清初内务府和十三衙门两种制度的内容和特点,并最终形成以七司三院为主干兼辖其他40余衙门的庞大的宫廷服务机构[参 10]。

民族政策
清朝统治者根据实地情况的差异采取不同的政策。在中原地区基本沿袭明代的统治方式,包括开科举等,以赢得汉族知识分子的支持,并根据清朝的实际情况实行旗民分治;在边疆地区则采取加派驻防大臣与当地贵族共同治理[参 10]。

汉族政策
清初有所谓“六大弊政”[参 58],剃发(或薙发)、易服、圈地、占房(侵占房舍)、投充(抢掠汉人为奴隶)、逋逃(逃人法),延续时间最长的,是逃人法。顺治七年六月,广西巡抚郭肇基等人因为“擅带逃人五十三名”,被处死[参 59]。清初曾颁令谕:一、八旗制度移入关内,全族皆兵。二、鼓励满人入关。三、圈地,使近畿五百里内全属旗人所有。四、禁止满汉通婚;禁止满人自由择业[参 60]一说旗人拥有打死民人不用偿命的特权。[参 61]。弊政中的投充和逋逃皆为圈地所造成的直接结果。康熙帝亲政后即立即下令永远停止圈地,并逐步放宽对逃人的禁令并最终裁撤督捕衙门。随后康熙开始采取一系列与民休息的政策[参 62]。

剃发易服

清军入关之前,为易于辨识顺逆,就已要求被征服或投效的汉人改变发式。顺治元年(1644年),多尔衮帅清军入关。山海关之战后,多尔衮下令沿途州县官员按满人风俗,剃头留辫。清军驱逐李自成,定鼎北京,汉人强烈反对剃发,降清之汉族官员剃发者亦寥寥无几。多尔衮见满清统治尚未稳固,便下旨收回成命,命“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其便”[参 63]。明朝降臣孙之獬却全家主动剃发迎降,更令妻子不再缠足,并上疏标榜“臣妻放足独先,合家剃发效满制”,得授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清初笔记《研堂见闻杂记》称,孙之獬入朝后,列于满班,满臣认为他是汉人而不受;归入汉班,汉臣又因为他从满俗而不容,孙之獬于是羞愤上疏,称“陛下平定中国,万里鼎新,而衣冠束发之制,独存汉旧,此乃陛下从中国,非中国从陛下也”,言辞激烈。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大顺与南明弘光政权相继被清军摧毁,多尔衮认为大局已定,于六月重新下剃发令。七月,又下令“衣冠皆宜遵本朝之制”,规定清军所到之处,成年男子无论官民,限十日内尽行剃头,削发垂辫,不从者斩,以恫吓抵抗军民。江南地区不少人反抗剃发令,嘉定三屠等亦由此引发[参 63]。

当时一些在华传教士曾描述过当时一些城市的屠城情况。20世纪的法兰西学院院士阿兰·佩雷菲特认为:“建国后的最初几年,整批整批的百姓遭到屠杀。强迫留辫子引起骚乱,结果都被杀害而倒卧在血泊之中[参 64]。”

汉臣与汉军

清朝统治者为能使自己的王朝更长久,按历代汉人王朝的传统开设科举,大力尊崇儒学,从中选拔统治精英以赢得汉族知识分子的支持。早在后金时期,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就曾起用范文程、宁完我等汉八旗人士。崇德年间,又先后招降了洪承畴、吴三桂、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及其统领的汉族军队。后来,这些前明将领在消灭南方反清势力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参 63]。另外,康熙年间带兵攻克台湾的水师将领施琅也是前明降将中为清朝立功的代表人物之一。晚清时期,汉族官员逐渐成为清王朝的中流砥柱,有虎门销烟的林则徐;还有在消灭太平天国和捻军中立下大功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又如在洋务运动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张之洞、刘坤一;实行新式练军的袁世凯等[参 10]。

清太宗皇太极即汗位后改变努尔哈赤对汉人的政策,释放掠夺来的汉人奴隶,编庄别居,将加入汉军八旗的明朝官员或后金提拔的汉人官员来管理。1633年皇太极下令从所属的满洲八旗的汉人壮丁中每十名抽出一名,组成一旗汉军,这是皇太极组成汉军的开始,并成为汉八旗的前身[参 10]。

随着军队的发展,崇德二年(1637年),即皇太极称帝改后金为大清的第二年,又分汉军旗为两旗。又过五年,崇德七年(1642年),把汉军扩为八旗。至此,汉军八旗正式出现,成为清朝三军之一。所使用的旗帜和满洲、蒙古相一致,即正黄、镶黄,正白、镶白,正红、镶红,正蓝、镶蓝。由于汉军编成八旗,所有旗下成员都是旗人,也称汉军旗人。汉八旗中的原汉人后代与满人同样享受世袭待遇,亦有很多世袭佐领之职。汉军旗人在司法上和满洲旗人一样,与民人同罪不同罚。乾隆年间,由于财政原因,汉军八旗曾大量出旗为民,仅剩在后金时期便跟随满洲统治者汉军勋旧之后。到宣统末年,汉军旗人共有21596人,约占旗人总数的6%[参 10]。

满汉文化

一般认为,清朝统治者在保持满贵族优先前提下,很大程度上采取汉化政策[参 65]。但一些研究辽金元清史的学者认为,清和辽金元一样属于征服王朝,汉化深度和速度均逊于北魏等渗透王朝;清室只推行对自己有利的汉化措施,并尽可能保留本族文化,而非全盘汉化[参 66][参 67]。

所有施政文书都以满汉两种文字发布。自康熙起大力推行以儒学为代表的汉文化,汉传统经典成为包括皇帝在内的满族人必修课。满族皇帝也纳有汉族嫔妃,详见满汉通婚。尽管满汉通婚的现象早已普遍存在,不过真正解除满汉通婚禁令,是直到1902年清末新政才完全落实[参 68]。现在故宫还保存著不少乾隆穿汉服的画像[参 69]。到乾隆中期,满人几乎全部以汉语为母语,满文渐渐成为仅用于官方历史记载用的纯书面文字,并在使用中逐步为汉文所取代。部分史学者认为,正因满人自动汉化才没有在短时期之内覆灭,甚至奴化汉人。若无法汉化,则如南北朝的少数民族政权一样,无法吸收汉族先进的文化而灭亡。支持儒化说者则认为,清朝皇帝只是有选择尊儒,儒家的一些思想满清皇帝也没有完全接受,而儒家只是汉文化的内容之一,汉文化不仅仅只包括文字和儒家,还有衣冠、风俗礼仪、各种宗教信仰等[参 70] [参 71]。

西南土司
主条目:土司和改土归流
土司制度是在唐宋时期羁縻州县制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其实质是“以土官治土民”,承认各少数民族的世袭首领地位,给予其官职头衔,以进行间接统治,朝廷中央的敕诏实际上并没有能够得到真正的贯彻。有些土官以世袭故,恣肆虐杀百姓,为患边境,“汉民被其摧残,夷人受其荼毒。”[参 72]。

清康雍乾盛世时期,国力强盛,中央政府已经有足够的力量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雍正四年(1726年),鄂尔泰大力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参 73],即由中央政府选派有一定任期的流官直接管理少数民族地区的政务,“改流之法,计擒为上策,兵剿为下策,令其投献为上策,敕令投献为下策。”,“制苗之法,固应恩威并用”[参 74]。

首崇满洲

作为统治族群和八旗军队中的主要组成部分,满洲人尤其被历代皇帝视为国家根本、朝廷柱石。满洲将士为清朝定鼎中原、以及之后平三藩、灭准部等战役中立下汗马功劳。故终清一代,“首崇满洲”(又称“满洲根本”[参 75])是清朝的既定国策[参 76][参 77]。

清朝皇帝虽然常说“满汉一体”[参 78],但实则有别。雍正帝曾明言,“惟望尔等习为善人,如宗室内有一善人,满洲内亦有一善人,朕必先用宗室;满洲内有一善人,汉军内亦有一善人,朕必用满洲;推之汉军、汉人皆然,苟宗室不及满洲,则朕定用满洲矣。”[参 79]。满汉之异在皇帝眼中可谓一目了然。清朝时期,满洲子弟在政治或生活领域主要享有一下几类特权:

教育:清廷为宗室子弟特设宗学;觉罗子弟有觉罗学;普通八旗子弟有咸安宫官学等八旗官学;内务府子弟有景山官学等[参 80][参 81];
科考:除科举之外,另有笔帖式供满洲子弟进入仕途[参 82][参 83];
补缺:清朝高级文武官职一向有满(旗)汉缺之分。满洲人可任汉缺,反之除个别情况外[参 84][参 85],理论上是不可能的;
律法:清代满汉(旗民)不同刑。例如正身旗人[注 26]犯充军、流刑罪者有免发遣以枷号代替的特权[参 86]。此外,旗人司法权也独立于民人之外。如驻防旗人触法不归当地督抚管制,而由该地区驻防将军、都统负责。京旗子弟由步军都统衙门处理、宗室则由宗人府全权裁决。
生活待遇:清廷分拨满洲子弟以旗地,免赋税。旗地受国家保护,不得私自买卖[参 87]。除了旗地之外,清廷还负责分配房屋以供居住。此外,满洲子弟未成年者有养育兵政策,按月可得一定薪资[参 88]。
隔离居住:清廷在全国各处八旗驻防地均设置“满城”供兵丁居住,汉人不得随意出入满城[参 89]。东北满洲故地无满城之分则设置柳条边,防止汉人进入“龙兴之地”[参 90]。

过份安逸的生活终使满洲人的风俗从骑射民族的勤俭朴实变为奢华糜废[参 91],以至于可用于国事之人越来越少。随着国力日衰,清政府对满洲人的生计问题已然鞭长莫及。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帝逊位,民国建立,“首崇满洲”之国策也随之寿终正寝。

蒙古政策

清朝在外藩蒙古地区建立盟旗制和札萨克制,对蒙古部落采取因俗而治、多封众建的政策。旗是分解原来的部落而组成。每盟设盟长、副盟长各一人,掌管盟务。盟长先由各旗会盟时,从旗长即札萨克中推选。后来改为清朝理藩院开列盟内札萨克,由皇帝任命。其外每盟各设备兵札萨克一人,管理军务。有的盟还设帮办一二人,协理盟务。旗是军政合一的地方政权机构,每旗设旗长一人,即札萨克,掌全旗要务,可以世袭。又设协理台吉襄赞旗务。其属有管旗章京、副章京及参领、佐领、骁骑校等。旗盟官员多是原蒙古各部落的贵族,并被册封为札萨克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台吉等爵位[参 10]。

盟是由各部定期会盟而形成的机构,主要职能是监督各旗札萨克。若干相邻的旗为一盟,盟有盟长,由朝廷直接任命,多选旗长中势力大、威望高、与中枢关系亲密者任之。盟为监察区,不属行政单位。当时主要有哲里木、昭乌达、锡林郭勒等盟。各盟旗直接对朝廷负责,受理藩院的管理。另外,在内蒙古地区设热河都统、察哈尔都统和绥远副将军,率军驻防要地,以加强军事控制。但各都统、将军不干涉行政事务。[参 92]如科尔沁部一类可以自治,察哈尔与土默特则被取缔。

清朝对外札萨克蒙古盟旗的管辖,中央有理藩院的典属、柔远清吏司等机构,地方上有驻扎大臣。定边左副将军即乌里雅苏台将军,为漠北蒙古地区的最高官员,下设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二人,与将军共同管辖喀尔喀诸部盟旗。科布多参赞大臣及帮办大臣管辖杜尔伯特、辉特、新土尔扈特等盟旗及札哈沁、阿明特、乌梁海等旗。库伦办事大臣掌中俄交涉事务,其属恰克图办事司员等人,负责监督中俄贸易[参 10]。

清王朝统一蒙古各部后,对蒙古的统治策略是,既要使其不再成为朔方边患的势力,又要笼络其奴隶主们统治蒙古族人民,使蒙古成为清政府统治全国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和清帝国北部疆域不设防的屏障。[参 93]包括在蒙古大力扶植推广藏传佛教,有效的收服人心,维护蒙古地区安定局面。蒙古人一向信藏传佛教中的黄教,满人一直重视笼络大喇嘛,如哲布尊丹巴与章嘉呼图克图;与此同时,蒙古八旗亦成为清朝军队的一支生力军,在征讨噶尔丹的过程中喀尔喀蒙古八旗曾发挥过重要作用。晚清时的博多勒噶台亲王僧格林沁的部队是清朝最后的八旗劲旅[参 10]。

藏族政策

清代西藏地方官府为噶厦。清朝将西藏纳入版图后为加强对西藏的治理曾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建立政教分离的制度。当时清政府的治藏政策有设置驻藏大臣,订立治藏章程;派驻官兵,整顿藏军;设立台站,厘定疆域等。乾隆十六年(1751年),清政府平息颇罗鼐之子珠尔默特纳木扎勒叛乱后决定废除札萨克郡王监政的权力,设立噶厦衙门,由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共同领导。噶厦为总管藏务衙门,设三品官噶伦四人。下设商上,为分管财政的机构,除以噶伦一人管理外,设四品仔琫(孜本)三人,商卓特巴二人。还有专掌粮务的叶尔仓巴、管理拉萨城的朗仔辖、掌刑名的协尔帮、掌马厂的达琫及第巴等四至七品的各种名目官员。后藏也设四品商卓特巴、叶尔仓巴,五品达琫等官员,掌管相应的政务。武官则有四至七品的戴琫(代本)、如琫、甲琫、定琫,从几人至百多人。凡前后藏皆有营寨,按其地理险易和大中小,各设边营官及营官,总计一百六十余人。佛教在西藏盛行,喇嘛很多,有的喇嘛在噶厦、商上任职,而僧官又分国师、禅师、札萨克大喇嘛、札萨克喇嘛、大喇嘛、副喇嘛等,专掌教事[参 10]。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清政府出兵打败入侵西藏的廓尔喀(尼泊尔)后颁行《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对西藏的宗教事务、外事、军事、行政和司法等做出详细的规定,并加强驻藏大臣的权力。驻藏大臣与达赖、班禅的地位是平等的,而达赖与班禅之间则互为师徒。驻藏大臣作为清政府的代表,可直接向皇帝上奏。达赖、班禅上奏事宜必须通过驻藏大臣转奏。此外,达赖、班禅及以下呼图克图十八人、沙布隆十二人等活佛转世,称为“呼毕勒罕”,即奔巴金瓶掣签,均由驻藏大臣监督。

清朝治藏期间,清政府振兴西藏经济的措施有改革乌拉、租赋、钱法、贸易制度;活跃民族贸易;创报、兴学、发展农牧工矿业和加强交通、邮电事业的开发等。[参 94]清末时为防止英国殖民者对西藏的渗透,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等决定在川边藏区进行改土归流、建置州县等,以继续加强中央政府对西藏地区的管理。宣统二年(1910年)川军入藏后还曾计划将改土归流扩大到整个藏区并巩固对藏南地区的控制,但因次年(1911年)武昌起义的爆发而作罢[参 10]。

维族与回族政策
天山山脉将新疆分成天山南北两个区域。天山南路的大部分地区为维吾尔族居住,亦称为回部。由于哈密、吐鲁番率先归服,被封为回部札萨克。乾隆平定大小和卓之乱之后,新归附的地区不设札萨克,实行伯克制。伯克原来是回部的酋长,经清朝重新任命,按职责和品级称“某某伯克”,共三十余名目。最高的为阿奇木伯克,掌综一城回务,三品至六品,其次为伊什罕伯克,掌赞理回务。四品至六品。其余分掌地亩、田粮、税务的,大抵四品至七品。在清朝所封的札萨克郡王和诸伯克之上,清朝还派驻伊犁将军,掌天山南北最高军政大权,下设参赞大臣一人辅之。又设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及帮办大臣,叶尔羌办事大臣及帮办大臣,和阗、阿克苏、乌什、库车、喀喇沙尔办事大臣等。乾隆末年以后,内地汉人和回民开始迁往新疆(以天山北路为主),把大片不用的牧场变为户屯。到十九世纪初,这些定居北疆的移民已达数十万人。在迪化(乌鲁木齐),1808年时各县的民户农田数量已达到1775年的十倍[参 10]。

刑律
主条目:大清律例、文字狱和剃发令
顺治四年(1647年)《大清律例》编修完成。《大清律》基本上承袭《明律》的内容。后经康熙、雍正两朝屡次增删,并于雍正五年公布。但清朝最经常起作用的是例,而不是律。胡林翼说:“《大清律》易遵,而例难尽悉。”,胥吏都谙熟例案,常可执例以压制长官。《大清律》还表现出民族歧视和压迫的特色。满、汉人在法律上不平等。清廷对各少数民族地区还有各种特订的法律,如蒙古族有“蒙古律”,维吾尔族有“回律”,藏族有“番律”等等,以加强对各少数民族人民的统治[参 95]。

清朝皇帝为打压汉人反清复明运动与防止散播不利皇帝的消息,屡兴文字狱以控制士大夫的思想。文字狱之案件常是无中生有,小人造谣所为。较大规模的文字狱甚至可以牵连成千上万人受害。柳诒徵称“前代文人受祸之烈,殆未有若清代者。故雍乾以来,志节之士,荡然无存。……稍一不慎,祸且不测。”[参 96]。顺治四年(1647年),发生第一起文字狱“函可案”。一位法号函可的和尚因藏有“逆书”《变记》而被逮捕,后来流放到沈阳。顺治末年又发生庄廷鑨明史案,并惊动朝廷中的辅政大臣鳌拜等人。清朝诸例文字狱中,有名的有康熙时期的南山案、雍正时期的查嗣庭试题案和吕留良案等[参 97]。

清初强迫汉人仿照满人习惯剃发的法令。清军攻下南京、苏杭后,清廷认为大局已定,便重申剃发令,实行“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参 98]”。多尔滚在顺治元年五月讲到剃发令时,就明它的功能是“以别顺逆”:“因归顺之民,无所分别,故令其剃发,以别顺逆”!

军事

八旗制度

清朝军队主要有八旗军、绿营、地方义勇与团练、湘军、淮军与清末新军。八旗制度是清朝特有的一种组织形式和军事制度,是清朝军队之核心[参 99]。原先采取军政合一,兵民合一的方式。入关后专门以兵为业,世代为兵。包括旗下士兵和户籍被编制在八旗军队中的家庭成员,由各地八旗驻防将军或都统管辖[参 99]。1601年努尔哈赤将建州女真分为四旗。1615年时扩建为八旗,八旗制度至此成形。皇太极在征服漠南蒙古察哈尔部,以及收降明朝降将后,又建立起蒙古八旗与汉军八旗。尽管八旗有满洲、蒙古、汉军之分,但他们都是基于同一套制度之下,因此差异不大。旗人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绝大多数情况下终身不变,所属旗籍亦基本世代固定[注 27]。旗人因战功而获得的职位可以世代承袭,例如,每旗下属的众佐领通常都是世袭职位。旗人居住地大多是固定的[注 28]。在汉地的驻防军(分布在如杭州、成都等大城市)更设立“满城”供旗人居住,与非旗人所居住之地相隔离。旗人不得务农或经营工商业,每月钱粮由朝廷供给,号称“旱涝保收”的“铁杆庄稼”。旗人不受当地总督、巡抚管辖,犯罪时由特定机关审理[注 29]。

绿营

《乌什酋长献城降图》描绘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平定大小和卓之乱时,乌什酋长霍集斯开城归降之情形。

绿营是顺治帝入关后招降明军、招募汉人组织的军队,以协助少量的八旗兵镇守广大的疆土。当时由八旗军守备京师、华北地区与各地要冲,绿营守备华中与华南地区。华南更交由三藩镇守,以压制当地反清势力。绿营以绿旗为标志,以营为单位,兵制继承明朝,编有标、协、营及汛。绿营由汉人统帅,最上位的提督统领一省绿营,受文官总督、巡抚所节制,各省兵力大小不一,由万余到六七万不等;提督之下为总兵,管辖一标兵力,从千人至两三千人不等。再下面的为副将,管理一协兵力,约数千人左右。副将以下就是参将、游击、都司与守备,统辖一营兵力,兵员数量各有不同。最下面的为千总与把总,负责统领一汛,也就是一个驻地。士兵为世兵制,父死则子继。将兵由兵部直接统辖,将领无法直接统兵,有效地防止军人拥兵自重。随着八旗军的腐化,绿营的重要性就日益加强,例如三藩之乱时即以绿营为主力。乾隆嘉庆两朝,绿营总兵六十余万,成为军事主力。然而由于太平已久,绿营本身随着种种弊端而逐渐腐化。乾隆帝阅兵时,所见已是“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堕地”[参 100]。1796年川楚教乱时,绿营已无力对付擅长游击战的白莲教徒,部分将领甚至屠杀平民以换战功[参 101]。到了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之乱时,绿营上阵一触即溃,作战主力也改交由湘军、淮军等地方团练负责。同治年间多次裁减绿营,绿营的重要性逐渐减弱,清末新军成立后绿营同名存实亡。至民国初年,绿营被改编为警察性质的地方治安卫戍部队,成为民国时期警察的滥觞[参 102]。

义勇与团练

湘军创始者曾国藩

义勇与团练于川楚教乱后逐渐成为清朝军事武力之一,由于清军不善游击战,所以鼓励地方建立义勇与团练协助清军镇压,1799年正式同意组建团练[参 103]。太平天国之乱与捻乱时,由于清廷的正规军腐败无能,且不善游击战,地方官员曾国藩整合江忠源、胡林翼与罗泽南义勇,成立湘军。湘军作战能力强,屡次击败太平军。监视太平天国首都的江南大营被攻破后,湘军成为清廷唯一抵御太平军的力量。1860年曾国藩的门生李鸿章于安徽一带建立淮军。平定捻乱时,僧格林沁率领的八旗军中捻军埋伏全灭,后来有赖淮军才平定之。当时如豫军、东军、滇军、川军等义勇也陆续建立起来[参 104]。这些地方军成为清朝晚期平定内乱、抵御外侮的主要力量。然而不管是湘军或淮军皆以“兵随将转,兵为将有”为方针,与后来的北洋军形成听命于个人的军阀势力,这个作风深刻影响着民国军事。

当时湘军与淮军采用西方新式枪炮,火力强大。而由外国人协助建立的常胜军、常捷军更是让曾李等将领印象深刻,使他们意识到西方军事技术的重要性。例如李鸿章目睹常胜军用4个小时即攻破太仓城,事后写信给曾国藩,宣称“若火器能与西洋相埒,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参 105],这成为自强运动的起因之一。为建立现代化清军,洋务派聘请外国教官来训练八旗军、绿营和守卫首都的神机营,一些兵工厂也建立起来。然而淮军的地位仍然不可动摇,例如发生天津教案时,尽管守卫首都的神机营已有三万之众,清廷仍然调集淮军来加强京师的防务[参 106]。

清末新军

操练中的新建陆军

自强运动随者中法战争与甲午战争而失败,而清廷守旧派利用义和团抵御西方列强的策略也随八国联军而落幕。八国联军之后,清政府决定实施改革,即“清末新政”。为建立现代化清军,早在维新运动时即建议成立一支现代化的陆海军,组织团练并建立保甲制度。清末新政时,袁世凯在华北组建新建陆军(即北洋军),张之洞在南方组建自强军。1904年清廷正式建立由36个镇组成的常备军的计划,而绿营在1901年即开始裁减。同时取消武举,在各省建立武备学堂,以培养新式军官。负责军事改革的中央机构是1903年成立的练兵处,它在1906年被并入新立的陆军部,其尚书和左右侍郎都是满人。清廷试图削弱地方军阀力量,1907年袁世凯和张之洞就在明升暗调中被剥夺军权。1908年宣统帝的摄政王载沣决定进一步加强对军队的控制,在1909年的一道上谕中,他宣布自己(代表年幼的皇帝)对军队行使最高统帅权,他还把自己的兄弟任命为海军处和军咨府的管理大臣[参 107]。到清帝国灭亡前夕,其陆军可以号称100万,但大概只有60万战斗人员,其中只有17.5万人是现代化的正规军。并非所有新军均效忠清廷,部分是暗中支持革命军的[参 108]。参谋机制上,在1907年即仿照西制成立参谋部门军咨处,隶属陆军部之下。为把军事管理和军事指挥分开,1911年年决定把它升格为独立于陆军部外的军咨府[参 42]。

海军

参见:中国水军史及北洋舰队
清朝视水师为陆军之辅。加之满洲以骑射为本,故不善水战。入关初期,在对抗郑成功等海上抗清势力时,往往力不从心。1636年皇太极征满洲瓦尔喀部,即开始造战船。1651年顺治帝令沿江沿海各省循明制,各设水师[参 109],此为清朝水师之始。内河防务以长江为主体,沿岸各设水师。海防上,清朝为封锁明郑的经济力量,实施海禁。即使在平定明郑后,仍受海禁影响,水师多以防御为主,缺乏攻击性战舰[参 110]。嘉庆时由于东南沿海海盗泛滥,就有学者开始注意海防,如湖南的严如煜写有《海防辑要》。鸦片战争后在面对西方炮舰时,清朝水师一战即溃的事实让魏源、郑复光等人意识到东西方的差距,纷纷提倡建立现代化海军。太平天国兴起时,英国协助清朝建立中英联合指挥的阿思本舰队,然而指挥权的问题使得舰队解散[参 111]。

镇远铁甲舰是当时北洋主力舰,也是亚洲少见的铁甲巨舰之一。

直到自强运动时,清朝才有新建海军的动作。为建立船舰自制能力,1866年清廷在福州马尾成立总理船政事务衙门,以沈葆祯为船政大臣。同年,李鸿章要求其江南制造局建造炮舰。1868年8月,第一艘中国制造的蒸汽军舰,“恬吉”号下水[参 112]。然而自制船舰与外国舰队相比较差也较贵,李鸿章等官员仍然从国外购舰为主。其中最有名的即是由德国建造定远与镇远,这两艘是北洋舰队的主力舰。人事上,早在1867年即建立福州船政学堂以培养海军军官,1872年和1876年分别派使团前往海外学习。沈葆桢和丁日昌离开后,福州船政局开始衰落。1880年李鸿章在天津成立天津水师学堂,张之洞在广州成立水陆师学堂(1887年),曾国荃在南京开办南洋水师学堂(1890年)。1885年10月清政府宣布成立海军衙门,以醇亲王为总理大臣。

定远铁甲舰是当时北洋主力舰,也是清朝北洋水师的旗舰,也是亚洲少见的铁甲巨舰之一。

清朝先后建立四支舰队:受北洋大臣节制的北洋舰队,受南洋大臣节制的南洋舰队,受福州船政局节制的福建水师,受两广总督节制的广东水师。其中北洋舰队在当时被评论为世界第八、亚洲第一的海军舰队。然而四只舰队资源独立,互不统属,也不互相合作。财政上,1891年慈禧太后挪用海军预算于兴建颐和园。到1890年后,守卫黄海、东海的北洋舰队即已“停购船械”。李鸿章也称“自光绪十四年(1888年)后,并未添购一船。操演虽勤,战舰过少”[参 113]。随后的中法战争与甲午战争分别摧毁南洋舰队与北洋舰队,这也标志自强运动的失败[参 114]。随后瓜分中国使旅顺、大连、威海卫、胶州湾与广州湾等海军基地相继丧失,八国联军后大沽等地沿海炮台又被列强下令摧毁地,清朝已无海防可言。1909年,清廷决定成立海军处,并将残余的战舰重编成巡洋和长江两舰队。1910年改海军处为海军部,力图重振海军[参 115]。

外交

清朝在近代以前并没有正式的外交机构,因当时清廷一向以天朝上国自居,不愿承认与四周国家的平等关系。清朝的外交按照对象的不同,分由礼部、理藩院、内务府与公行制度负担外交事务。六部的礼部负责对日本、朝鲜、琉球与东南亚各国外交或朝贡事务,以维系朝贡体制。理藩院负责交涉东亚内陆如内外蒙古、准噶尔、西藏、俄罗斯帝国等事务,主要防止边患形成。其编制与六部基本相同,官员大多由满族、蒙古族人担任,汉人只能担任堂主事、校正官等少数官职。内务府除管理本身内廷事务,也管理欧洲来华传教士、宗教使节团的事务以及国外贸易的传运征收特别税。公行制度负责西洋各国如葡萄牙、荷兰、英国等贸易关系(在清朝来看仍为朝贡),限制于广州一地,又称广州制度[参 116]。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近代史开起,清朝对外关系转向平等与被歧视。由于缺乏正式外交机构,为西方国家所不满,在英法联军之后的《天津条约》中,要求公使进驻北京,使中国开始需要面对新的外交形势。1861年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即是负责对外关系,总理衙门直到1870年北洋通商大臣成立后逐渐被其取代。1901年,在清末新政中,正式将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专职对外事务[参 117]。

海禁与海外贸易

马戛尔尼晋见乾隆帝图

清朝建立伊始,清政府为禁止和截断东南沿海的反清势力与据守台湾的郑成功部的联系,以巩固新朝的统治,曾五次颁布禁海令,并三次颁布“迁海令”,禁止人民出海贸易[注 30]。1683年清军攻占台湾后,康熙接受东南沿海的官员请求,停止清初的海禁政策。但是康熙的开海禁是有限制的,其中最大的限制就是不许与西方贸易。康熙曾口谕大臣们:“除东洋外不许与他国贸易”,并说:“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参 118]。而且此时德川幕府统治下的日本正值锁国时期,为防止中国产品对日本的冲击,对与清朝的贸易也采取严格的限制。因此,此时的海外贸易与明末相比,已经大为衰弱。

一幅描绘列强瓜分中国情形的漫画。英、德、俄、法、日尝试瓜分“Chine”(中国)这个大饼,后面的中国官员无力阻止

西风东渐

18世纪时欧洲各国普遍流行中国风尚、其时欧洲人对中国普遍持正面和向往的态度,例如被誉为“法兰西思想之父”的法国启蒙时代思想家伏尔泰就曾高度赞扬当时在位的乾隆帝及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参 119]。不过与此同时亦存在不同的声音,如1792年外交失败的英使马戛尔尼回程路上写的纪事中就包含批判性的看法[注 31]。

乾隆以后,清朝开始实行全面的闭关锁国政策,一开始是四口通商,到后来只有广州开放对外通商,且由十三行垄断其进出贸易。闭关锁国政策的实施阻碍中国与西方世界的接触,使中国丧失与世界同步发展的最佳时期,为后来中国百年积弱落后埋下伏笔,而清廷则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曾有英国人嘲讽当时的清帝国为一艘破烂的战舰,若非有位精明的皇帝,则不堪一击[参 30],而这个预言于50年后应验。当时西洋的科技发展蓬勃,渐渐地超越奥斯曼帝国为首的伊斯兰世界和以清朝为首的东方世界[参 38]。

签订条约

清朝在近代以前签定的平等条约较少,主要有尼布楚条约与恰克图条约,均为与俄国签定。自近代以来,经历一系列失败之后,清廷在列强的威迫下,前后被迫签定许多不平等条约。据统计,中国近代签定的不平等条约共有343个,其中四十多个条约影响较大[参 121]。清朝在西方国家的威逼侵略下通过开放租界口岸,允许外国人来华经商等割地手段来达到和解。致此中国开始向近代过渡,清廷在被迫打开国门的同时也丧失中国大量领土的管辖权。甲午战争后,列强鉴于清朝失去自卫能力,纷纷瓜分中国,中国变成半殖民地。由于受到列强的侵略以致割地赔款,中国人的国际形象和地位也骤然下降。但与此同时也激发自强运动等改革措施使西方的科技、文化以及民主宪政思想传入中国,并为随后的辛亥革命提供发展契机[参 42]。

国旗与国歌

参见:中国国旗、中国国歌及清朝国歌

1888年后的大清国旗

清朝与中国历史上的其它朝代一样,本来并无法定的国旗与国歌。近代以后,随着西方国家用武力打开清朝国门,清朝逐渐引入西方国家的一些概念,其中就包括国旗与国歌。晚清重臣李鸿章在同西方国家谈判、签约、通商、互派外交人员等外交活动中,看到西方列国庄严悬挂国旗,而中国却无旗可挂,深感有失“天朝威仪”。于是上奏慈禧太后,提出在外交场合中需要有代表中国的旗帜,请求颁制国旗。1888年(光绪十四年),清政府认定“黄底蓝龙戏红珠图”(即俗称的“黄龙旗”)为大清国旗。这是中国历史上正式确立的第一面国旗[参 122]。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清朝曾先后使用《普天乐》、《李中堂乐》、《颂龙旗》作为其半官方国歌或代国歌[参 123]。1911年,清政府将《巩金瓯》定为正式国歌。不过由于辛亥革命的爆发,《巩金瓯》后来没有流行开来。

人口
主条目:清朝人口和华侨
明末清初,因为流寇扰乱、清兵入塞、入关战争与三藩之乱的关系造成人民生命与财产的损失。而饥馑、瘟疫使得中国人口又一次的急速下降。史学家葛剑雄认为明清之际人口的跌幅估计可达40%,从崇祯元年(1628年)以来平均每年下降19%,至顺治末年达到谷底[参 124]。另一种说法则认为,人口隐匿数量远大于人口损失数量,而真正人口损失最大的时期就是满洲入关之后的战乱时期,以及各种的灭绝性种族屠杀。康熙二十年(1681年)后,清廷平定三藩之乱并占领台湾,经过康雍乾盛世获得长期的休养生息,人口得以迅速增加。清初人口数量未明确,史学家姜涛估算康熙十九年(1680年)前后,人口增长到1亿;赵文林推估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超过1亿。除国家安定之外,中国人口有赖占城稻与玉米、花生、马铃薯等新兴粮食作物的推广以支撑庞大的粮食需求。到乾隆时期,全国人口正式突破2亿,到鸦片战争前夕的道光十三年(1833年)又猛增到4亿[参 125]。清朝人口的增长一反中国人口过去的波浪式增长型态,呈现斜线上升[参 126]。十九世纪时,清朝因为太平天国的起事、捻乱与回乱等战乱损失不少人口;光绪年间又发生不少天灾,光绪三年山西、陕西发生旱灾,因饥荒与暴乱而死的人达一千万以上。最后加上海外移民风气日盛,因此到清朝灭亡时,中国人口维持在4亿3千万多人,与道光年间的人口数差不多[参 127]。

移民潮与华侨

十八至十九世纪华人移民全球路线图。

由于中国长年的战乱与屠杀,产生许多真空地区,而后又因为人口大量提升,使部份省份人口过剩,这些都带动移民潮。例如明末领有四川的流寇张献忠,他于1646年兵败退出成都时,在四川进行空前的烧杀破坏:40万人的成都只剩下20户居民,人口从至少三百万一度锐减到只有八万人[参 127]。后来清廷推动以湖广、陕西等各省人口填补四川地区,史称第二次湖广填四川。移民四川的趋势历经一个世纪,四川无疑是最大的一个吸收过剩人口的地区。清廷为保护其发祥地东北地区,于奉天(今辽宁省)设立柳条边以禁止汉人向北移民。然而华北地区的贫民仍然因为生计偷偷移民。咸丰光绪年间,清廷考量俄国与日本有意指染东北,逐渐开放移民东北,并且在日俄战争后完全开放移民[参 127]。福建与广东各省因为山多人狭,又靠海,许多人口移民海外。台湾早在荷西统治时期、明郑时期就获得闽南、粤东的移民,约有十余万人。清初因为防止如朱一贵事件等动乱发生,曾严格限制移民台湾。同治末年发生牡丹社事件,日军一度侵台,这使得清廷积极开放移民台湾。到台湾割日前夕,已经有三百数十万的移民人口[参 127]。早在十五、六世纪,闽粤人民就时常移民泰国、马来西亚与印尼等东南亚地区,这些海外华人还建立兰芳共和国。鸦片战争之后更多华人移民海外,主要以东南亚地区、美国西部、加勒比海群岛为主[参 38]。清朝灭亡时,海外已有七百万的华侨[参 127]。

永不加赋与摊丁入地

康熙后期,经过长时期的休养生息,社会已日趋安定,但人丁与地亩的载册数增加迟缓。一方面由于土地与人口的清查不够彻底,再者也由于地主以多报少之故,贫民迫于赋役的繁重而相率逃亡,人丁的统计并不确实[参 128]。康熙帝为确实掌握人口数,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下诏“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以康熙五十年(1711年)在册人丁数作为全国征收丁银的固定总额,以后新增者为“盛世滋生人丁”,从中央到地方均不得随着人口的增加而增税。但除补不易,弊端又无法避免。所以采取摊丁入地政策,废除人头税(丁税),并入土地税内。这使得无产者没有纳税负担,而地主的负担增加,对于清朝人口的持续增加、减缓土地兼并、以及促进工商业的发展有一定的作用[参 126]。

人口普查

1741年乾隆帝时期,户部有感于人口的增长,有必要对人口登记制度加以检讨,并彻底改变户口统计与管理制度,以掌握人口真实情形。然而却遭到廷臣苏霖渤等人们的反对,他们认为实施人口普查对维护统治没有实质意义,各省户口殷繁,“若每岁清查,诚多纷扰”[参 129]。到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湖北东部发生灾害,由于赈济的人数超过地方登载的户口总数,经过清查发现,有些县份在每年上报人口数都含混交代。乾隆帝大怒,要各省督抚全面展开人口清查。隔年,保甲严格执行人口普查制度,共增加43,534,131人,此后全国各省人口数较以往更接近实际人口数。人口查报也成为保甲的一项重要职责[参 126]。无论在乾隆四十年(1776年)前后,人口统计都限于各省。而且京师顺天府、八旗、黑龙江、新疆、蒙古、西藏、台湾、云贵川广地区居住的少数民族等并未列入户口统计中,不管何时见于官方记载的人口均低于实际人口数。葛剑雄以为乾隆四十一年至道光三十年的户口统计数基本上是较可靠的[参 130]。

清朝户口流动表

年代
户数
口数
备注

顺治八年(1651年)
人丁10,633,326户

这是清朝第一次人口统计,其中人丁指成丁(十六至六十岁的男子)或是指赋税基本单位。

顺治十二年(1655年)
人丁14,033,900户
推算为4、5千万人
[参 125]。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

高王凌推算7、8千万人[参 131]
去年清廷平定三藩之乱并占领台湾。

葛剑雄推算1亿3千万人[参 132]

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

何炳棣推算1亿5千万人
[参 133]。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
人丁24,621,324户

康熙帝为确实掌握人口数,宣布永不加赋,自康熙五十二年起人口数字分成应缴税的“人丁户口”和不需缴税的“盛世滋生人丁”。

雍正二年(1724年)
人丁26,111,953户
推算为8、9千万人
[参 125]。

雍正十二年(1734年)
人丁27,355,462户

乾隆六年(1741年)

143,411,559人
本起统计制度废除人丁,改为统计口数(含大小男妇),此后人口稳定成长。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

221,027,224人

乾隆四十年(1775年)

264,561,355人
保甲严格执行人口普查制度,增加43,534,131人,此后全国各省人口数较以往更接近实际人口数。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

约301,000,000人
[参 127]。

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

313,281,795人

嘉庆十七年(1812年)

361,695,492人
天灾、川陜楚白莲教和各地起事不断,造成人口伤亡,也影响人口查报。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

383,100,000人

道光十三年(1833年)

398,942,036人
鸦片战争前夕[参 125]。

咸丰元年(1851年)

432,164,047人

咸丰二年(1852年)

334,403,035人
太平天国进入长江流域,华北有捻乱,影响人口查报[参 127]。

宣统三年(1912年)

347,902,565人
到宣统年间(1910年至1911年间),清廷再度实施人口普查,至本年完成。本年清朝灭亡,中华民国成立[参 134]。

注:本表主要以《清实录》为主,仅用于观察人口变化的状况。虽然文献中的人口数字都是一些近似值,并非完全准确,但即使统计误差为上下十个百分点,这个数字仍然是相当庞大的[参 126][参 127]。

经济
主条目:清朝经济
清朝人口大增,乾隆时期已达三亿,相对使粮食作物的产量需要更加提升。清朝采取开垦荒地、移民边区及推广新作物以提高生产量。由于国内与国外的贸易提升,经济农业也相对发达[参 12]。手工业方面改工匠的徭役制为代税役制。产业以纺织和瓷器业为重,棉织业超越丝织业,瓷器以珐琅画在瓷胎上,江西景德镇为瓷器中心。清朝商业发达,分成十大商帮。其中晋商、徽商支配中国的金融业,闽商、潮商掌握海外贸易[参 135]。清朝曾实施海禁政策,直到占领台湾后,沿海贸易才稍为活络,货币方面采银铜双本位制。康熙晚期为防止民变,推行禁矿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工商业的发展[参 136]。

农业

湖广地区的中心洞庭湖于明清时期的围垦区

清代的土地仍可分为官田和民田两大类。清朝入关后,1644年顺治帝颁布圈地令[参 137]。有主与无主地被满人圈占,统称“官庄”。大量农民不得不弃家逃亡,或者沦为新主人的奴仆。圈地主要执行三次,以北京附近的顺天、保定、永平、河间四府最为突出,直到1685年康熙帝宣布废止而终。至于全国其他原明朝皇室或地主的土地,清廷称其为“更名田”,分配给无地农民使用,或是被新地主霸占。据统计,这种土地的总数不下二十多万顷[参 138]。清代也拥有不少屯田,屯区多在新疆等边疆地带。清帝推行令民垦荒的政策[参 139]。使得华北、华中地区先后着令准垦,一些边疆如新疆、青海、海南、台湾等省于清朝中叶先后实行开垦政策,而东北地区直到清朝后期才准许大量汉人前往开垦[参 140]。

水利设施

清初,在康熙时期进行的多项水利兴修。明末清初,黄河、淮河下游堵塞,京杭大运河也受阻塞。康熙帝时大力修治黄河,任靳辅为河道总督,采用疏导和筑堤的办法将黄、淮故道逐渐修复,使这一带的农业生产在一段较长的时间里减少水患的威胁。1713年康熙帝成功修浚位于北京的永定河,使旧河两岸的“斥卤”变为膏腴良田。另外,雍正时修筑江浙海塘也是保护农田的水利工程。清朝的耕地面积于康熙时期逐渐提升[参 125]。江南、湖广与四川等地的土地比中原地肥沃许多,湖广更有“湖广熟,天下足”之誉称[参 141]。

粮食作物

该金罐制于清代,约为乾隆年间。现收藏于美国首都华盛顿之史密森尼博物馆

由于清朝人口成长超过可耕地发展速度,如何维持庞大人口有赖占城稻与一些新的粮食作物。占城稻在中国有一段长期的发展时间,到明清时期发展成五十日到三十日即可收获的品种,使得二次收获,甚至三次收获变成可能。此外早熟稻耐旱,可在高原或山坡地种植。从宋朝初期到清朝道光年间,稻米产量以及耕种面积都增加一倍。一些从美洲引进的粮食作物也开发许多原先不擅种植的地形,以提高粮食生产面积。例如比较干旱的高原有赖玉米与甘薯,更加崎岖的山地则依靠马铃薯。到嘉庆年间,这些高原都种满新一代的粮食作物。而河川沿岸的沙地则大量种植花生,约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才由南方推广到北方[参 12]。

经济作物

清朝的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也逐渐扩大,促进商品经济的活跃。棉花在清朝已是十分重要的经济作物,其产地遍及全国,其中江苏、浙江、河北、河南、湖北、山东等地都是著名的产棉区,甚至连农业发展较晚的奉天,也成了外输地区之一。产棉量以河北保定一带,长江中下游的松江、太仓与通州一带,以及上海等地最大。烟草原产地是美洲,明中叶以后开始传入中国,最早的种植地区是福建。种烟草获利很高,重要产地以陕南汉中、城固,山东兖州,湖南衡阳等地为主。湖南的衡烟、陕西的蒲城烟、北京的油丝烟、山西的青烟、云南的兰花烟、甘肃酒泉的水烟(又名西尖),均负盛名。甘蔗产地以华中、华南为主,江南、四川与台湾等地的制糖业非常发达。蚕桑业以江苏浙江的苏州、湖州、嘉兴、杭州和广东的广州最为发达,已成为当地农民的重要生产活动[参 140]。

手工业

清朝景德镇的瓷器商号

清朝的手工业在康熙中期以后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至乾隆年间,江宁、苏州、杭州、佛山、广州等地的丝织业都很发达。江南的棉织业、景德镇的瓷器都达到历史高峰。手工业分成官营与民营,由于工匠实行以银代役,所以顺治二年就下令废除废除工匠制度[参 142],官营缺乏必要的工匠而逐渐衰落。民间手工业兴盛,例如云南民间炼铜场十分发达[参 143]。苏杭一带民间丝织中已有不少具有专门技术的人,站在一定的地方等待雇用[参 144]。

制瓷业与纺织业

清朝瓷器。

瓷器制作技术改进,产量也大幅提升。例如江西景德镇瓷窑所烧造的御瓷产量在雍正六年(1782年)时,一年之中生产十数万件御器[参 145]。玻璃制造有较大的进步,清宫玻璃厂能生产透明玻璃和多达十五种以上的单色不透明玻璃,造型也丰腴美观[参 145]。丝织技巧也有了新的提高,出产的重要提花品种有妆花纱、妆花缎、妆花绢等[参 145]。广东的“女儿葛”是广东增城的少女用一种葛藤的丝织成,质量极优[参 146]。当时的棉织业以松江最为发达,技术最好,而染色、踹布业则以芜湖、苏州为最先进。

劳雇关系

清朝劳动者与雇主之间的关系,主要是通过买与卖来体现的。不仅全部劳动成果全归雇主,而且在人身上也很少自由[参 147]。在这些行业中,劳动者的工资是“按件而计”的;而且按照工匠技术的高低和工作的繁简论定工价[参 148]。劳动者所得的工资,已经是根据劳动的熟练程度来规定。劳动者也比过去有较多的自由。例如苏州丝织业作坊中的劳动者,“倡众歇作”,要求增加工价,可以“另投别户”,追寻较好的待遇[参 149]。

商业

昔日汉口英租界江滩街景:横滨正金银行附近

在明清时期的农业和手工业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上商业也很发达,商品货币经济空前活跃。由于农业中商品性生产扩大,农产品越来越多地变为商品,出现许多专门化的经济作物地区,为手工业生产提供原料,或者直接供应消费者。例如养蚕地区为调剂桑叶的供需,出现专卖桑叶的“青桑行”和“叶市”。一些经济作物如蔗糖行销国内外,茶叶于十八世纪输出激增。粮食作物除大量供给城市居民食用外,还有不小的部分用于酿酒、油和豆制品加工等。这些产品自然都是为供应市场而生产的[参 150]。

商业城市

商品性生产的发展,商品流通范围的扩大,促使一些新的工商业市镇的兴起和发展,例如汉口镇和朱仙镇就是位处交通枢钮点而兴起,而佛山镇和景德镇专司生产如丝绸、瓷器等高价值产品的城镇。至嘉庆年间,这四镇并称为“四大名镇”。其他兴起的尚有于江泾、震泽镇等等[参 150]。许多重要城市如北京、苏州、江宁(今南京)等地,也更趋发达。例如北京的居民已不下百万,一切生活所需,都从商业渠道取得,不能一日无贸易。当时尚流行“天下四聚”的说法:“天下有四聚,北则京师(北京),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然东海之滨,苏州而外,更有芜湖、扬州、江宁、杭州以分其势,西则惟汉口耳[参 151]。”

清代画家徐扬所绘反映清中叶苏州城繁华盛况的《姑苏繁华图》(又名《盛世滋生图》)

商帮

与此同时,金融业与贸易业发达,商人分成十大商帮。其中晋商、徽商支配清朝的金融业,闽商、潮商掌握海外贸易[参 135]。广州的行商与扬州的盐商都是最阔气的商人,山西商人掌控全国银号。

货币制度

大清宝钞

清朝货币大体上采白银与铜钱并用的银铜双本位制,大数用银,小数用钱,但银的地位更见重要。因海外贸易发达,白银大量从国外输入,康雍乾盛世流通的外国银元除西班牙银元外,还有葡萄牙银元、威尼斯银元、荷兰银元、法国银元等。鸦片战争前后,需要固定形式的银币出现,正式使用机器铸造银币则是鸦片战争以后的事。鸦片战争前,由于英国将大量鸦片销入中国,导致中国白银大量外流,需要更多的铜钱才能换取白银。由于白银是百姓纳税的固定货币,这带动通货膨胀,严重恶化经济。使得曾经于1651年顺治帝发行纸币,到1843年咸丰帝又发行大清宝钞与户部官票等纸币,以稳定清朝经济[参 150]。

海外贸易

上海租界的行政单位工部局大厦正门

清廷对于民间海外贸易厉行海禁政策;对于外国来华贸易,仍沿袭明代的朝贡制度加以控制。最初与清朝发生朝贡关系的,主要还是南洋和东南亚诸国,但有许多限制,如贡期和随贡贸易的监视等都作严格的规定。对于西方殖民国家来华商船的限制就更严。只许它们停泊澳门,与澳门商人进行贸易,每年来华贸易的大小船只,不得超过二十五只。1685年才允许外商到前述口岸通商[参 150]。

清廷放宽海禁后,准许外商在指定口岸通商后,逐步建立一套管理外商来华贸易的制度,主要有公行制度和商馆制度[参 150]。浙江、福建与广东地区盛行海外贸易,人民时常与日本、琉球、东南亚各国及葡萄牙、西班牙与荷兰等西洋各国展开贸易。到十八世纪还有英国、法国与美国,其中英国几乎独占对华贸易。西洋各国与日俱增的需要清朝的丝绸、茶叶与甘蔗,然而清朝对西洋事物需求不大,使得中国对外贸易呈现大幅出超的情形。大量银元流入中国,增加货币流通量,刺激物价上涨,促进商业繁荣[参 150]。在此期间,中国沿海以泉州、漳州、厦门、福州与广州先后崛起,成为贸易大城,操控对外国际贸易[参 150]。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由于外商频年不断的掠夺和违法行为,清廷只保留广州一地为通商出口。到十九世纪,英国在印度种植鸦片,并且大量销往中国。这使得中国对外贸易逆转为入超。鸦片的问题引爆鸦片战争,中国战败后门户大开。南京条约不但开放厦门、上海、宁波、福州、广州等五口通商口岸给外国人。随后陆续的不平等条约使外国人大量来华投资,并且建立租界,加速对清贸易[参 150]。

宗教
主条目:清朝宗教

佛教

乾隆皇帝佛装唐卡

清朝自康熙至乾隆,虽然总体上对于佛教(藏传佛教除外)较为冷淡[参 152],不过对于稳定社会仍有一定的帮助[参 153]。乾隆:“彼为僧为道,亦不过营生之术耳。穷老孤独,多赖以存活。其劝善戒恶,化导愚顽,亦不无小补。”清朝皇帝多与僧人来往,顺治帝先后与名僧憨璞性聪、玉林通琇、茚溪行森和木陈道沁等互相交流,顺治本人曾削发打算出家,他所宠爱的董鄂妃在他的影响下也栖心禅学。再如康熙在外出巡,每往名山巨刹,为之题字撰碑。雍正喜读《金刚经》,也多与佛教徒往来,选编语录,俨然以禅门宗匠自居[参 153]。

不过佛教无限制的发展,对统治者也有不利之处[参 153],如果太多人民出家,政府征税的对象就会减少,寺院上层兼并土地,发展寺院经济,就会加强土地集中的程度,激化社会矛盾,一些犯法的人,往往藏身寺庙作为躲避惩罚的手段,某些“聚众为‘匪’之案”,甚至“多由‘奸邪’僧道主谋,“平时‘煽惑’愚民,日渐酿成大案。”,因此清朝一方面保护佛教,另一方面又对之加以限制[参 153]。清朝限制佛教的办法主要有三种,设置僧官[注 32][参 153]、实行度牒制度[注 33][参 153]与不许擅造寺庙[注 34][参 153]。佛教在限制下仍有一定影响力[注 35][参 153]。佛教各派,除了禅宗还算盛行之外,其精神日趋世俗化,宗风也随之衰落。另外如净土宗、律宗、也仅能保持典型。乾隆时,曾禁止各地建立新寺院,民间出家为僧者也受限制。士大夫虽喜谈佛学,但只是谈论佛理,没有兴隆佛教的意愿[参 152]。

布达拉宫达赖喇嘛住处

清朝为笼络内外蒙古、青海、西藏外族,优礼和尊崇藏传佛教(亦称喇嘛教)[参 154],顺治八年,特于北京建造一大喇嘛庙,度喇嘛一百余人,皆内府诸旗王公属下满州人[参 154]。雍正帝曾得喇嘛之助继位,之后以其潜邸改建为雍和宫大喇嘛庙[参 154],成为北京也是当时中国最大之喇嘛庙[参 154]。雍正五年,又为蒙古之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建大喇嘛庙,发帑银十万两之多。并尊哲布尊丹巴为喀尔喀大喇嘛,其地位与西藏之达赖、班禅鼎立为三,后世称为“活佛”[参 154]。乾隆帝曾经把藏传佛教作为解决现实社会矛盾的方法[参 155][注 36]不过也以理藩院来控管其发展。藏传佛教虽然表面上受到君王的礼遇,不过事实上不像元明前两代如此兴旺,乾隆末年发生川楚教乱,使藏传佛教渐走衰落之途[参 155][参 152]。

道教与民间宗教

白云观“洞天胜境”牌楼

道教在宋朝最为盛行,之后元明两代对其仍为优遇[参 152],到了清朝,帝室虽然也信奉道教,但不如前代之盛行[参 152],清朝对道教的政策与对待其他宗教一样,既保护又加以控制[参 156]。清朝的道教在明朝衰落的基础上,进一步走向衰落。其主要原因如下:

满族统治者对道教素无信仰,他们在入关前尊奉藏传佛教格鲁派,乾隆时又宣布黄教为国教。
清朝在思想上更加重视程朱理学,宣扬“忠”“孝”观念,以束缚人们思想,麻痹人们斗志。他们收罗一些理学家,如李光地等,纂修性理精义等书,颁行天下。而这些理学家则对释、道两教进行攻击。
基督教传入中国后,也使部分群众改信其教。
民间秘密宗教的发展,这些民间宗教往往是正统道教的流衍,因此道教实际上慢慢演变成这些民间宗教[参 156]。

衰落最根本原因是时代发生急剧的变化[参 156]。商品经济的发展,生产水平的提高,世界交流的频繁,科学技术的传入和进步,新文化、新思想的兴起,这些衰落的表形,使其在政治上的地位日益下隆;另外道教教义学说陈陈相因,已停滞不前;道教上层人物日益腐化,失去群众;道教也与儒佛两教教日趋融合,使其自身的特点日益消退[参 156]。

由于正统的道教逐渐衰落,促成民间宗教的崛起[参 157]。其为道教的变种与流衍。因为他们被统治者视为“邪教”,而只能秘密传播,但传播的范围却很广泛[参 157][注 37]这些的民间宗教,名目不下数十百种[参 157][注 38]。

民间宗教的思想内容,大量抄袭佛、道、儒等各家的教义,但也有不同之处[参 157]。其中最多宣传的东西,是关于弥勒等神佛下凡和劫变的观念,以及关于“真空家乡,无生父母”的信仰[参 157]。民间宗教的所有这些宣传,无疑是一种封建迷信,表达人民的不满和抗议,它给人们以安慰和希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人们要求改变现实愿望,因此容易被人民所接受,可以成为组织,号召贫苦群众参加起义的工作[参 157]。有些民间宗教,还有明确的“反清复明”思想[参 157],如清茶门教宣传,“清朝已尽,四正文佛落在王门;胡人尽,何人登基;日月复来属大明,牛八元来是土星[参 158]。”这些民间宗教如白莲教与天地会,在清朝中叶以后,发动许多起义活动,如:川楚教乱、林爽文事件等等,对清朝国力造成很大的损伤。

伊斯兰教

位于喀什附近的阿帕克和卓墓

从元朝开始,西域伊斯兰教教徒大量来到中国各地[参 152],伊斯兰教信徒居住于甘肃、陕西、四川、山西、直隶、广东、云南等省。清廷对伊斯兰教采取放任的态度,尊重他们的信仰,用他们的法律来处理纷争[参 152],但是比起元、明前两代来说较为没落[参 159],清朝防制回人的法律极严,内地各省,回人犯法,判罪较一般犯人为重,凡罪当流徒,一般人民可申请存留养亲者,回民却不得申请[参 159]。在回疆,清朝每于重要所在分建汉、回二城,限制回民的自由,并禁止汉回通婚,在公文书中,则民、回别称,表示将回民排斥于一般平民之外[参 159]。

由于受到清朝及汉人的压制,在清朝统治期间,清朝末年时,甘肃、陕西、云南这三省曾发动叛乱[参 152]。康熙顺治年间,甘州回民丁国栋、米喇印起兵造反,乾隆年间的大小和卓之乱,嘉庆年间张格尔据浩罕叛,道光同治年间的陕甘回变与云南回变一时俱起[参 159]。

基督教

满清入关后,汤若望、南怀仁等教士,先后被任命为钦天监[参 160],他们利用职务之便来传教,虽然一度受到康熙狱历的打击[参 160],不过随着康熙帝开始亲政后,翻案成功重新执掌钦天监来继续传教[参 160],康熙对于天文历算,火炮之学很有兴趣,曾叫传教士徐日升、白晋等人轮流进讲[参 160]。并以他们担任通译及处理外交事务[参 160]。如:徐日升、张诚随索额图参加中俄尼布楚条约谈判,充当翻译和参谋。清朝对定居中原的西方传教士采取礼遇态度。其中,顺治帝特别倚重德国耶稣会士汤若望,并尊其为“玛法”(满语“爷爷”的意思)。在随后的一百多年前,“钦天监”皆由耶稣会士掌管。

穿着中国服饰的耶稣会在华传教士。

耶稣会传教士对于中国原有的风俗习惯,抱持容忍态度[参 160]。教徒祭天、祭祖、祭孔者盛行,虽然与教义互相冲突,但都以默忍[参 160]。不过到了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天主教内部发生“礼仪之争”。依照道明会传教士的指控,罗马教皇下令禁止教区内的传教士使用耶稣会的中文词汇“天”和“上帝” 来称呼天主,也禁止中国信徒祭拜祖先与孔子[参 160]。这与当初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以及其后的传教士在中国传教时所采取的本土化政策截然相反[参 160]。清政府对此十分不满,认为这样做有违中国敬孔祭祖的传统[参 160]。康熙帝于1700年批示说:“敬孔敬祖为敬爱先人和先师的表示,并非宗教迷信”。

双方争持不下,最后清廷下令必须遵循“利玛窦规矩”传教,不然就不准传教,逐出中国。是为“禁教令”[参 160]。1722年雍正帝彻底推行禁教令,使得清朝初年西方基督教在中国传教被终止[参 160],到了道光帝时,连钦天监也不任用传教士。不过清朝皇帝对于教禁并没有彻底禁止[参 160],嘉庆年间(1807年),新教教士英国人马礼逊,曾藉工作之便私下在广州进行传教的工作[参 160]。

鸦片战争后,清廷虽并未正式撤销禁令,但欧美各地的基督教教士随着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前往中国传教,这也使基督教充满殖民者的色彩,于是基督宗教旧教、新派,传播更为迅速[参 160],除了传教之外,设立医院和学校,对于中国文化和社会的演进,发生巨大的影响[参 160]。不过有些西方传教士,拥有种族优越感,为传教则不择手段,引起中国人的反感,因此民教冲突不断[参 161]。如鸦片战争后,欧美各国利用不平等条约,派遣大批教士潜入中国各地进行宗教活动,这些活动往往因为传教士的个人品性及作为,而与中国传统产生冲击,如不理会传统社会阶级之分、强占土地(强行索回雍正禁教时遭没收的土地房产)、袒护教徒干涉司法审判、下令教徒不得分摊并参与地方集体祭祀活动、直接要求北京政府撤换省级官员,甚至一些犯罪之人也借由信教取得司法保护,引起教徒和非教徒的纠纷,加上民间以讹传讹的负面谣传,最终导致许多民众则愤而纷纷起来焚烧教堂,驱逐或甚至杀害传教士,收回被侵占的土地财物[参 161]。从1856年至1889年先后发生的教案多达三百多起,著名的有1870年的天津教案,1900年的义和团之乱期间,有数万民中西方传教士与基督教信徒惨遭杀害[参 161]。

文化
主条目:清朝文化

清朝乾隆时期的瓷器,出产于江西景德镇。

清朝统治中原后,推行的汉化政策比其他征服王朝还要深,然而清室也尽可能保留本族文化,并且维持本身文化与汉文化的平衡[参 162] 。清初以来,所有施政文书都以汉文、满文两种文字发布。自康熙起大力推行以儒学为代表的汉文化,汉传统经典成为包括皇帝在内的满族人必修课。到乾隆中期,满人几乎全部以汉语为母语,满文渐渐成为仅用于官方历史记载用的纯书面文字。到19世纪,官方文件中的满文已基本为汉文所取代。然而儒家的一些思想清朝皇帝没有完全接受[参 163][参 164]。

根据资料显示,在18世纪康乾盛世期间,欧洲前往中国的传教士们将当时中国图景呈现给欧洲人,而后引发在17世纪末至18世纪末的100余年间,甚至直到19世纪初,欧洲吹起中国风。无论是在物质、文化还是政治制度方面,欧洲都对中国极为追捧,以至于在1769年曾有欧洲人写道:“中国比欧洲本身的某些地区还要知名。”对中国风的狂热追逐曾经是当时欧洲社会的普遍时尚。这种时尚渗透到欧洲人生活的各个层面,如日用物品、家居装饰、园林建筑等。1735年,法国神父翻译并发表法文版《赵氏孤儿》后,造成非常轰动的中国戏剧热[参 26]。然而西方也存在负面的声音,认为中国朝廷过于独裁与专权[参 26]。乾隆末年英国曾派遣马戛尔尼出使清朝,在外交以失败而归国期间,副使斯当东见闻却是:“遍地都是惊人的贫困....人们衣衫褴褛甚至裸体....我们扔掉的垃圾都被人抢著吃”。而马戛尔尼本人则认为:“人民生活在最为卑鄙的暴政之下,生活在怕挨竹板的恐惧之中,所以人们胆怯、肮脏并且残酷[参 30]。”

学术思想

清初思想家顾炎武画像。

清朝学术兴盛,文人学者对明朝以前各朝代的种种学术都加以钻研、演绎而重加阐释,集历代之大成,梁启超称清朝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参 165]。鉴于晚明政治腐败、内忧外患不断,宋明理学流于空泛虚伪,致使清初学者多留心经世致用的学问。明朝亡于流寇、清朝定鼎中原后,一时学者痛定思痛,排斥空谈心性的宋明理学与阳明学,推究各朝代治乱兴衰的轨迹,提出种种改造政治与振兴社会的方案,使清初学术思想呈现实用主义的风气,发展出实事求是的考据学[参 9]。

考据学

考据学又称为“朴学”,强调客观实践,有疑问时求证,具有科学精神。考据学专研训诂、音韵和校勘等。而其治学远宗两汉的经师,有异于宋明理学,故又称为“汉学”。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并为明末清初三大儒,与方以智、朱舜水等人并称清初五大师,颜元也是这一时期的大师[参 9]。顾炎武提倡“经学即理学”,提出以“实学”代替宋明理学,要学者直接研习六经。提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参 166]。著有《日知录》、《音学五书》等,其学说发展成乾嘉学派。黄宗羲有“中国思想启蒙之父”之誉称,著有《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是中国学术史之祖。他保护阳明学,排斥宋明理学,力主诚意慎独之说,蔚为浙东学派。王夫之强调实际行动是知识的基础,认为历史发展具有规律性,是“理势相成”。其思想发展成船山学,后人编为《船山遗书》[参 9]。

魏源的《海国图志》,主张学习西方技术以对付西方列强。

民主思想

以民为主的思想于清初也开始萌芽,黄宗羲和顾炎武、王夫之提倡民权,所著的《明夷待访录》攻击君主专制体制,提倡天下为主,君为客的观点[参 167],倍受清末革命党的推崇。部分学者认为黄宗羲的思想是近代民主主义的思想,有西方学者称黄宗羲为“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参 9]。清初思想家唐甄所著《潜书》描述:“清兴五十年来,四海之内,日益困穷,农空、工空、市空、仕空[参 168]。”,并指出皇帝是一切罪恶的根源,认为“自秦以来,凡帝王者皆贼也。”。不过满清统治中国后,对汉人实施一系列镇压,满清皇帝当然也不会接受民主思想。直到国势衰退时,满清统治者亦无意推行民主改革,因为其深知国民皆汉人,一旦实行民主,则必然导致满清垮台。

六经皆史

清代中期的考据学崇尚研究历史典籍,对中国历史从天文地理到金石铭文无一不反复考证。当时分成吴、皖两派。吴派以惠栋父子、段玉裁、王引之与王念孙为主,以“博学好古”为宗旨,恪守儒家法则;皖派以戴震为首,以“实事求是”、“无征不信”为宗旨。他们“毕注于名物训诂之考订,所成就亦超出前儒之上”[参 169]。桐城派健将姚鼐提倡“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不可偏废。”[参 170]道光与咸丰年间,曾国藩又把经济与义理、考据、词章并列[参 171]。然而考据学到后来过分重视琐碎事物的探究,为学问而学问,知古不知今。当时章学诚提出“六经皆史”,注重六经蕴含的义理,并使用于当代政治上,意图矫正此歪风。鸦片战争后西学大量流入中国,考据学逐渐式微[参 9]。

西方思想

明末清初,随着欧洲耶稣会传教士来华,西学输入中国,对于当时的学风由浮虚转为务实,也是有相当的激励作用。他们将西方科技介绍给中国人,扩大其知识领域,使中国的学术思想添增不少新成分。不过由于满清皇帝太过自傲,蔑视西方军事力量,仍以为八旗铁骑所向无敌,面对西方的先进枪炮全无还击之力,以致在鸦片战争中一败涂地。鸦片战争之后,大量西方科技与思想带动中国近代化革新。此时学者如龚自珍、魏源与康有为等人继承章学诚的说法,并进一步要求改革祖宗的法制,来应付内忧外患的局势。龚自珍讲求经世之务,志存改革,追求“更法”。魏源的《海国图志》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主张“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康有为与梁启超主张君主立宪。他们吸收来自西方的知识,先后推动自强运动与维新运动,这一波改革风潮最后引发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参 9]。

文学
主条目:清朝文学

清光绪刊本的《红楼梦》插图,图上人物为袭人。(改琦绘)

清朝文学多元发展,兼容并包历代之文学特色[参 165]。明朝以前的文学发展多表现在声韵、格律、句法、结构的因袭或创变;清朝承接各代文学成果,先后形成许多学派,将各种在明朝以前已式微的文体重新复兴,并继明末进一步发展各类小说、戏曲;另外,因不同地区、民族互动而呈现出语言风格多样化之文学面貌,于古体诗、近体诗、骈体文、散文、赋、词、曲、小说、戏曲皆然。由于语言转变较微妙,往往被人忽视,造成清朝文学缺乏明显特征与创造力的一般印象。整体而言,清代文学面向相当复杂多样,但质量上也良莠不齐[参 172]。

散文

清朝前期出现风格率真、浪漫的小品文,以张岱、李渔与袁枚为主;又有侯方域、魏禧、汪琬合称“清初散文三大家”[参 173]。但是他们的文风不受道学学者支持,这些学者发起复兴唐宋文风的古文运动,此即桐城派。创始人方苞与刘大櫆、姚鼐有“桐城三祖”之称。姚鼐是桐城派的集大成者,他的古文主张,在提倡“义理(内容合理)、考据(材料确切)、词章(文辞精美),三者不可偏废。”讲究义法,提倡义理,要求语言雅洁,反对俚俗。后来曾国藩发展成湘乡派,恽敬、张惠言发展成阳湖派[参 174]。



清朝的诗风甚盛[参 174],以帝王、宗室为首,官方大力提倡诗学,自清圣祖以后诸帝主导官修《御定全唐诗》、《御选唐诗》、《御选宋金元明四朝诗》、《御定全金诗》、《御定佩文斋咏物诗选》、《御定历代题画诗类》、《御选唐宋诗醇》、《钦定熙朝雅颂集》、《御定千叟宴诗》、《钦定千叟宴诗》、《钦定重举千叟宴诗》、《上书房消寒诗录》、《三元诗附三元喜宴诗》、《御定历代赋汇》以及各代皇帝之《御制诗集》,如清高宗酷爱作诗,一生作《御制诗》五集,共计十余万首,每作一首诗便令词臣注释,若词臣不得内容原委则准许其回家查阅典籍[参 175],多罗安郡王玛尔浑选宗室王公诗为《宸萼集》。皇帝也将诗咏作为联系、拢络官员的方式[参 176]。

清初诗家首推钱谦益、吴伟业与王士祯;康熙中后期,江南地区出现王式丹、吴廷桢、宫鸿历、徐昂发、钱名世、张大受、管棆、吴士玉、顾嗣立、李必恒、蒋廷锡、缪沅、王图炳、徐永宣、郭元𨥤合称“江左十五子”。乾隆时期袁枚、蒋士铨与赵翼并称江左三大家,同时黄景仁与郑板桥也以诗闻名。嘉庆、道光年间文人广结诗社,京师与扬州风气最盛,以消寒诗社最知名,代表人物有顾莼、夏修恕、程恩泽、陶澍、朱珔、吴椿、梁章巨、潘曾沂、胡承珙、李彦章、刘嗣绾、周之琦、林则徐、徐宝善、卓秉恬。被称为“诗界革命”的诗歌改良运动产生于维新运动,其代表有黄遵宪的以写作反映时代的社会诗,其余如谭嗣同、唐才常、康有为、蒋智由、丘逢甲、夏曾佑均有作品存世。于清末又发展出同光体,代表作家陈三立、陈衍、沈曾植等,且延续到辛亥革命后。清朝诗论学说分成沈德潜的格调说、王士祯的神韵说、袁枚的性灵说与翁方刚的肌理说[参 174]。



词兴起于隋唐的“燕乐”,两宋发展达高峰,至元朝衰微,延续至明朝则趋近消亡[参 177][参 178];清初词学振兴繁盛,康熙年间纳兰性德与朱彝尊、陈维嵩并称“清词三大家”,随后产生由陈维嵩为代表的阳羡词派、朱彝尊为代表的浙西词派,词学蔚为风潮。万树整理词调辑成《词律》,于清词颇有影响力;康熙末,清圣祖敕命王奕清等编成《御定词谱》,为词调格律的集大成巨作,影响层面最广[参 179]。乾隆、嘉庆朝,常州词派起而代之,反对浙西词派的“清空之弊”,代表人物有张惠言、张琦、恽敬、黄景仁、李兆洛、丁履恒、钱季重、陆继辂、左辅、董士锡、周济、刘嗣绾、刘逢禄、谭献、庄棫、宋翔凤、谢章铤、冯煦、陈廷焯、王鹏运、郑文焯、况周颐、朱祖谋等人,著名词人辈出,持续到清末民初[参 180]。清朝因此被称为词的“极盛时期”,“号称词学中兴”,“作家之盛,直比两宋”,门户派别各具风采,婉约、豪放都各自重现、盛行[参 181]。

小说

清朝小说杰出者众,曹雪芹等著《红楼梦》不仅为四大名著之一,由于其对社会百态和众多人物全面精确的写实描绘和丰富的艺术魅力而被普遍认为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蒲松龄以志怪内容反映社会面貌的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吴敬梓所著的虽结构松散但足称伟大讽刺小说的《儒林外史》;以及在《儒林外史》的影响下,以《老残游记》为代表的揭发官场丑态的谴责小说均有很大影响[参 174]。

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在清高宗时编纂。1772年开始,经十年编成。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官修书,也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丛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据文津阁藏本,该书共收录古籍三千五百零三(3503)种、七万九千三百三十七(79337)卷、装订成三万六千余册。保存丰富的文献资料。“四库”之名,源于初唐,初唐官方藏书分为经史子集四个书库,号称“四部库书”,或“四库之书”。经史子集四分法是古代图书分类的主要方法,它基本上囊括古代所有图书,故称 “全书”。清代乾隆初年,学者周永年提出“儒藏说”,主张把儒家著作集中在一起,供人借阅。这是编纂《四库全书》的社会基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又是一部重要的目录学著作。但是有人认为,四库全书编撰过程中,清朝统治者将他们认为不合礼教的书籍大量焚毁,可能导致大量珍贵的历代书籍绝迹[注 39]。

艺术
主条目:清朝艺术

藏于山东博物馆的郑板桥真迹。

书法与陶艺

清朝书法方面,晚明的帖学在清初仍然发达,姜英、张照、刘墉、王文治、梁同书与翁方纲等人在刻尊传统的时候,力图表现出新面貌,或以淡墨书写,或改变章法结构等。但由于帖学未有很好地加以清理而逐渐颓势。随着金石考证学的发展,清朝书法多从碑体入手,成为清朝书坛的主流。有名的有翁方纲、刘墉、何绍基与赵之谦。到康有为大力张扬碑学,碑学作为一种与帖学相抗衡的书学系统而存在。[参 183]。清代的陶艺发展出繁复的不透明釉上彩陶器以及素色陶器两种风格迥异的风格[参 184]。

京剧

京剧是中国的国粹,已有200年历史,起源于明朝的昆曲和京腔,形成于乾隆、嘉庆年间。京剧之名始见于清光绪二年(1876年)的《申报》,历史上曾有皮黄、二黄、黄腔、京调、京戏、平剧、国剧等称谓。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四大徽班进京后与北京剧坛的昆曲、汉剧、弋阳、乱弹等剧种经过五、六十年的融汇,衍变而成,是中国最大戏曲剧种。其剧目之丰富、表演艺术家之多、剧团之多、观众之多、影响之深均为全国之冠。京剧是综合性表演艺术。集唱(歌唱)、念(念白)、做(表演)、打(武打)、舞(舞蹈)为一体、通过程式的表演手段叙演故事,刻划人物,表达“喜、怒、哀、乐、惊、恐、悲”思想感情。角色可分为:生(男人)、旦(女人)、净(男人)、丑(男、女皆有)四大行当。人物有忠奸之分,美丑之分、善恶之分。形象鲜明、栩栩如生[参 185]。

建筑与园林

圆明园别有洞天石舫。

清朝建筑比前世变化不多,除了规模宏伟之外,作为中国建筑特色之一的斗拱日趋虚饰纤丽,几乎失去原来用途。北京紫禁城有许多大型色彩丰富的砖石建筑[参 184]。历代帝陵无寝,自明太祖开始方有明孝陵。清朝分别建有位于辽宁沈阳的盛京三陵、河北遵化的清东陵与河北易县的清西陵。清代园林艺术以圆明园为代表,融合江南名园佳景与欧洲意大利楼房花园,被外国传教士誉为“万园之园”。清朝提倡藏传佛教,分别于奉天、北京与五台山兴建大喇嘛庙。康熙帝也于热河承德兴建仿西藏布达拉宫的承德避暑山庄,供游猎避暑的住所。

绘画

清朝画坛由文人画占主导地位,山水画科和水墨写意画法盛行,更多画家追求笔墨情趣。清代山水画家有名的有“正统派”的四王(王时敏、王翚、王鉴和王原祁)、吴历与恽寿平,合称“清初六大家”。其中恽寿平创造不用墨线勾勒的没骨花卉画法,承自北宋徐崇嗣之没骨法,又加入创意,蔚为清代花卉画宗师,颇为后人所效仿,形成以恽寿平、邹一桂为首的常州画派[参 186]。然而正统派的绘画与元明两朝相比,其水平水平一般,大致上总不脱临摹的陋习[参 183]。不过清初绘画仍有翻新出奇、流于怪异之处,比如清初四僧的“遗民派”画家(八大山人、石涛、渐江与髡残)以及“金陵八家”的龚贤、樊圻、高岑、邹结、吴宏、叶欣、胡慥和谢逊等人;雍乾之际以金农、郑板桥为首的扬州八怪。清朝的宫廷画院以意大利的郎世宁、最著名。受到西洋画的影响,清宫廷中的画家如焦秉贞、冷枚等人受西洋画影响。清末时期,任伯年、吴昌硕、居廉的仕女花鸟画及杨柳青、桃花坞和民间年画如《莲生贵子》、《鱼跃龙门》等对后人也有很大影响[参 183]。

恽寿平所绘《牡丹图》,其没骨花卉画柔美秀雅,开创一代新风,时人争相仿效。

八大山人所绘《荷花水鸟图》,简约含蓄而又充满忧愤感情,冷逸逼人。

王时敏所绘《仿王维江山雪霁》,倾斜的走向的山岩构成奇特宏伟的山形,充满动势。

郑板桥所绘《墨笔竹石图》,兰、竹纵横交错,天机自然,秀逸洒脱中更见一种顽强的生命力。

沈诠所绘《松梅双鹤图》,笔触细致工整,造型生动准确,富有立体感。

闵贞所绘《蛤蟆仙人图》,用笔于恣肆中不失紧劲,寄巧于拙。

科学与技术
主条目:清朝科技
清朝的官方和学术界都不重视科学技术和生产技术,这方面的成就和同时代的西方国家相比落后甚远。明末清初有不少外国传教士传来西方的科学,但并未得到重视,所以没有广泛传播推广。清中叶,由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原因,外国传教士中止来华,从此,和外部世界的联系更加阻隔。清代科学技术的落后是中国贫困积弱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在某些传统的科学技术领域中比前也有所进展。

《皇舆全览图》,该图有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及朝鲜半岛

满清入关后,汤若望、南怀仁等教士来华传教,带来西方科学与技术。他们先后被任命为钦天监[参 160]。康熙帝对于天文历算,火炮之学很有兴趣,曾令白晋、德玛诺等人,测绘全国地图,历时十年而成,康熙帝命名为皇舆全览图,它是中国第一部用经纬度测绘的地图[参 160]。顺治帝多次向汤若望学习天文、历法、宗教等知识,以及治国之策。不久汤若望成为“钦天监”的负责人,掌管国家天文。在随后的一百多年前,“钦天监”皆由耶稣会士掌管。由于需要新的历法,清政府遂下令根据汤若望所著的《西洋新法历书》,制定新历法并颁行全国,名为时宪历。另一受西方影响较大的是地图测绘学。康雍乾时期,国家统一,版图巩固,始绘制全国和各地的地图,派人到各处实地测量。外国传教士雷孝思、杜德美和清朝学者何国宗、明安图等参加这项工作,采用西方经纬度定位和梯形投影法,所制地图居当时世界水平的前列。

在器械方面,西方传教士曾为清廷造过不少大炮。康熙帝时,戴梓发明连珠铳、冲天炮,颇具威力。但中叶以后,国家承平,只强调刀矛骑射,不重视火器的改进。中国不乏聪明才智之士,能制造各种精巧的器具与机械,如眼镜、望远镜、温度计、钟表、水车,但这种研究和制作,被视为奇技淫巧,得不到提倡和推广。农业方面,清代有《授时通考》、《广群芳谱》、《补农书》等著作,详细论述各种作物的栽种和农业生产技术。建筑学方面取得很高的成就,宫殿、园林、寺庙、宅宇、城垣的建筑,盛极一时。或雄伟庄严,或富丽典雅,彩绘藻饰,光彩照人,庭院草木,错落有致。著名匠师梁九、雷发达均有高超的设计和施工技艺。外国传教士蒋友仁、王致诚等带来西方的建筑技术,设计圆明园内西洋楼、大水法等建筑群。

清初至鼎盛时期,医药学进步所表现在很多方面,基本上是明朝医药盛况的延续。如对经典著作的研究、本草学、方剂学、诊断治疗学、医案整理等,均较明朝更成熟。各家学派的纷争也逐渐缓和,大多医家能采各家之长折衷于临床。但也不乏固守《内经》、《难经》、《伤寒论》,而批评金元以后一切新说的医学,这与当时考据学盛行不无关系[参 187]。清朝中医药学最重要的成就,就是关于急性传染病的研究,它已形成一个新的系统,即温病学说。这一学说的出现,虽然是基于历代医家的有关成就上,但清代温病学派在中医发展史上的贡献,仍然是相当显著的,它并不亚于汉朝张仲景著《伤寒论》,金朝刘完素创河间学派[参 187]。

京张铁路青龙桥车站同时开行的火车,呈现出“之字形”。

清朝中叶后,西学的影响不像清初仅局限于个别传教士,西方科技的刺激显然变得十分具有影响力。尤其是西方国家有意识地把医药作为实现他们宗教目的、掠夺目的的手段,所以西方医学对中国的渗透变得比清初那时更为明显。那时中国人民也有吸收外来医药学的需求,于是中西医汇的主张应运而生。这种新的思想既有解放中医药学家保守思想的一面,也有压抑对传统中医药学继承和发展的一面[参 187]。

清朝末年,中国的交通事业有所发展,詹天佑是中国第一位杰出的铁路工程师,他主持修建的京张铁路工程之艰巨是当时世界铁路史上罕见的。詹天佑克服一道道难关,创造性地设计出“人”字形轨道,减缓坡度,降低造价,比原计划提前两年完工。詹天佑修建京张铁路期间,厘定各种铁路工程标准,并上书政府要求全国采用。中国现在仍然使用的4尺8寸半标准轨、郑氏自动挂鈎等等都是出自詹天佑的提议。此外詹天佑亦着重铁路人才的培训,制定工程师升转章程,对工程人员的考核和要求作出明文规定,并且定明工程师薪酬与考核成绩挂钩。京张铁路培训了不少中国的工程人员,詹天佑所制定的考核章程亦成为其他中国铁路的模仿对象[参 188]。

帝王年表
主条目:清朝皇帝世系图

后金君主与清朝皇帝(1616年-1912年)

庙号
谥号
名字[注 40]
在位时间
年号
皇陵

肇祖
(清世祖追尊)
原皇帝[参 189]
(清世祖追尊)
猛哥帖木儿




兴祖
(清世祖追尊)
直皇帝[参 189]
(清世祖追尊)
福满




景祖
(清世祖追尊)
翼皇帝[参 189]
(清世祖追尊)
觉昌安




显祖
(清世祖追尊)
宣皇帝[参 189]
(清世祖追尊)
塔克世




太祖
(清太宗追尊)
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睿
武端毅钦安弘文定业高皇帝
(清太宗追尊)
努尔哈赤
1616年2月17日-1626年9月30日
天命
清福陵

太宗
应天兴国弘德彰武宽温仁圣睿
孝敬敏昭定隆道显功文皇帝
皇太极
1626年10月20日-1643年9月21日
天聪
崇德
昭陵

成宗
(清世祖追尊,后废)
懋德修道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
义皇帝
(清世祖追尊,后废)
多尔衮




世祖
体天隆运定统建极英睿钦文显
武大德弘功至仁纯孝章皇帝
福临
1643年4月8日-1661年2月5日
顺治
孝陵

圣祖
合天弘运文武睿哲恭俭宽裕孝
敬诚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
玄烨
1661年2月5日-1722年12月20日
康熙
景陵

世宗
敬天昌运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宽
仁信毅睿圣大孝至诚宪皇帝
胤禛
1722年12月27日-1735年10月8日
雍正
泰陵

高宗
法天隆运至诚先觉体元立极敷
文奋武钦明孝慈神圣纯皇帝[参 190]
弘历
1735年10月8日-1796年2月9日
乾隆
裕陵

仁宗
受天兴运敷化绥猷崇文经武光
裕孝恭勤俭端敏英哲睿皇帝
颙琰
1796年2月9日-1820年9月2日
嘉庆
昌陵

宣宗
效天符运立中体正至文圣武智
勇仁慈俭勤孝敏宽定成皇帝
旻宁
1820年10月3日-1850年2月25日
道光
慕陵

文宗
协天翊运执中垂谟懋德振武圣
孝渊恭端仁宽敏庄俭显皇帝
奕詝
1850年3月9日-1861年8月22日
咸丰
定陵

穆宗
继天开运受中居正保大定功圣
智诚孝信敏恭宽明肃毅皇帝
载淳
1861年8月22日-1875年1月12日
祺祥
同治
惠陵

德宗
同天崇运大中至正经文纬武
仁孝睿智端俭宽勤景皇帝
载湉
1875年1月12日-1908年11月14日
光绪
崇陵

溥俊 [注 41]
1899年
保庆


史家称宣统皇帝[注 42]
溥仪
1908年12月2日-1912年2月12日
宣统
华龙皇家陵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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