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盛荻

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汪盛荻/汪浩
加入收藏已收藏

出生日期:
1899年
去世日期:
1950年
编撰用户:
赵马非马
最近更新:
2018-01-01
人物热度:
5 次关注

人物介绍

汪浩(1899~1950),原名汪盛荻,(又名汪盛岳、王胜弟),字一苇,夫人张惠华。老家原住澧县东门外,后迁居津市。

概要

汪浩(1899~1950),原名汪盛荻,(又名汪盛岳、王胜弟),字一苇,夫人张惠华。老家原住澧县东门外,后迁居津市。1925年考入中国北洋大学,因领导学生运动被开除。参加旅法勤工俭学,就读于巴黎大学经济系,曾任国民党驻法总支部第七届、第八届执委和《国民》杂志主编。

汪浩(1899~1950),原名汪盛荻,(又名汪盛岳、王胜弟),字一苇,夫人张惠华。老家原住澧县东门外,后迁居津市。1925年考入中国北洋大学,因领导学生运动被开除。参加旅法勤工俭学,就读于巴黎大学经济系,曾任国民党驻法总支部第七届、第八届执委和《国民》杂志主编。

 

柳傅庆(柳囿青):“1927年,我在法国由沙可夫(陈微明)、徐孝祥介绍加入了法国共产党(卷首图24),1927年担任法共海外部中国组宣传委员。当时在里昂的同志还有郑一俊、谢清、汪盛荻等。”(《柳傅庆纪念文集》刊《柳傅庆自述》第8页)

 

1927年4月16日国民党驻法总支部收到中央海外部部长彭泽民通知“讨蒋”,而驻法总支部第七届委员会三位常委陈微明、夏霆、柳囿青俱为左派,其他执委龙詹兴、廖焕星、汪盛荻亦属左派,仅李星辉一人为中间派。委员之中亦只郑彦棻、唐锦柏二人为中间派,其余三人均为左派。(《国民》·卷2·期20·页4)总支部在左派全面控制之下,立即发出讨蒋通电,并通知各支部讨蒋。并于4月27日在巴黎召开讨蒋大会。此举立即引起党内中间派不满,造成党部严重分裂。首先,巴黎支部中间派十七人于5月12日召开大会开除柳囿青、夏霆、汪盛荻等二十名左派之党籍,另有多人尚在接受调查,至6月12日又开除17人,总计前后开除37人。巴黎支部中间派并且另组党部,于6月26日选出执委李凌鹤、尚其煦、章骏锜,监委胡实、姜濬寰、罗世棻,成员据称有41人。巴黎支部左派则开除李星辉、唐锦柏、伊光仪等17人党籍,随后又陆续开除5人,使党员数为之下降为61人,其中学生48人,工人13人。

 

“国民党旅欧党报《国民》为王京岐所创,于1924年间出刊。……因宁汉分裂之影响,《国民》自第二卷十四期起亦出现双胞案。左派的《国民》第二卷十五期起迁回巴黎330 rue St. Jacques,由汪盛荻主编,并为扩大宣传及应时局变化之需要,自十七期起由半月刊改为周刊。

 

左派的第八届代表大会则于1927年7月16日至18日三天举行,有七支部派代表参加,如仅计法国五处支部即有党员313人。本届执委选出杨□、彭师勤、李平衡、范樱、汪盛荻、柳囿青、龙詹兴、夏霆、郑一俊九人。监委选出费子衡、杨国梓、陈微明三人。《华侨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革命学术研讨会文集》刊许文堂《孙中山在法国的革命活动和党务组织》580—582页

 

1929年由法国巴黎大学转学莫斯科中山大学,同行的有柳溥庆、郑一俊、徐孝祥、谢清等人。是王明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1930年秋,莫斯科中山大学停办,汪盛荻与盛忠亮、孙际明等人被派往苏联远东地区工作。

 

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扩大),简称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扩大),于1931年1月7日在上海召开。出席会议的除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22人外,还有全总、海总、铁总党团和团中央等单位15人。

 

这次全会是由共产国际代表米夫一手策划的,意在扶植王明(陈绍禹)等人上台。会议从头至尾都充满着激烈的斗争。王明在会上概述了会前他根据国际文件写成的题为《两条路线》(即后来更名为《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的观点,指责李立三的错误是在“左”的词句掩盖下的“右倾机会主义”,指责三中全会对立三路线未加以丝毫的揭破和打击,在主要问题上继续着立三路线。文章提出了一系列比李立三的冒险主义还要“左”的错误观点。在米夫的支持下,王明等通过这次全会取得了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了土地革命时期 “左”倾错误对党的第三次领导,发展了宗派主义的过火斗争和打击政策。

 

全会通过了《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中国共产党中央四中扩大会告中国工农红军书》、《中国共产党中央四中扩大会告在狱革命战士书》等文件。

 

全会撤销了李维汉、贺昌2人的中央委员职务;补选王明、博古、张闻天、王稼祥、韩连会、王尽仁等9人为中央委员,夏曦、汪盛荻、陈昌浩、沈泽民为中央候补委员;撤销了瞿秋白、李维汉、李立三3人的政治局委员职务;改选了中央政治局,选举出周恩来等9人为政治局委员,毛泽东等7人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3人为政治局常委,向忠发任总书记,胡均和为少共书记,张闻天为宣传部长,王稼祥为组织部长,孟庆树为妇女部长,王明兼任江苏省委书记。[

 

1932年回国,5月(7月)至10月,汪盛荻任中共江苏省宣传部长,(“东方旅社案”告密者唐虞,后来涉嫌包括王明、康生、汪盛荻,此案一直是迷。)

 

1932年5月(1933年3月)被捕后,在狱中自首变节,由同学陈立夫保释出狱。《维基百科·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回国后曾任中共领导,但退党。”关于汪盛荻,一说叛党,一说退党。

 

《共党省委机关之破获》:“21年冬,王云程、陈铁贞先后调至伪中央负责,伪省委宣传部长杨尚昆,复被另派任为伪工联党团书记,其职另由汪盛荻(已自首)接任。新省委书记为史通,组织部长为女共党黄励,秘书长丁九,其他各部仍旧,惟军委则已无组织。22年3月3日伪宣传部长汪盛荻又被捕于天潼路桃源坊106号。此举给予伪省委工作之打击,较之过去伪军委之一在破坏其影响为尤大。盖汪系陈绍禹派之中心干部,亦有名之二十八个布尔塞维克之一。更以汪被捕后即悔过自新,公开号召共产党徒自首,将陈绍禹辈甘为赤俄工具之政治阴谋,完全揭破。”中国国民党组织部调查科《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862中国共产党之透视》第371页。

 

1931年1月7日,米夫突然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会议选举王明为政治局常委,周恩来为政治局军事部长。四中全会后,何孟雄、罗章龙联合发表《反四中全会代表告同志书》,罗章龙等因为分裂党的活动,被永远开除党籍。1931年1月17日,何孟雄在东方饭店召开紧急会议,部署反王明的斗争,25人被捕,后来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24日被杀。事发之后,党内各派互相指责,罗章龙指认王明、汪盛荻为告密者,一时人人自危。同年12月前后,在上海捕获互济会秘书长朱宜之,中共中央巡视员刘抱一、汪盛荻以及江苏省委龙登云、高其度等人。张国焘回忆说:当天他会见了周恩来。周恩来给他的印象是:“他熟悉全盘情况,态度也颇持平。他对何孟雄等的被捕极为难过,他认为如果我能早到,和他们事先谈谈,可能一切迎刃而解……现在罗章龙等同志对于何孟雄等的被捕,发生极大误会,竟认为是由于陈绍禹的告密而遭暗害。……要求我向各方解释误会。

 

丁玲在《《一个真实人的一生》》中说:“在头一个旅社,我就向看守提出要和冯达分开。我对他有怀疑,不愿同他再在一块。……十七号上午,我还躺在床上的时候,听到一个人在室内与冯达说话,是一个熟人的声音。慢慢我听清楚了,原来是曾到我家不少次的共产党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汪盛荻。…….汪盛荻终于对我说了三点。他说:“第一,你是共产党员,你无法抵赖。我已经向国民党讲了。”我回答他:“我不是共产党员。你凭什么瞎说?!你有什么证据?!我只是左联的盟员。”他说:“第二,你不要幻想宋庆龄、蔡元培能救你。”我答:“我根本不作任何希望。”他又说:“第三,胡也频被捕是共产党内有人告密。”我答:“胡也频是被国民党枪杀的。”

 

中统特务徐恩曾说“有些人听说你到南京来了,以为我们钓到了一条大鱼,实际不然。就说你吧。你不过写几篇文章,暴露一点社会上的黑暗,这算什么呢?充其量我们把你的刊物封了就是。“我知道这指的是《北斗》杂志。他又放慢声调说道:”你又不是共产党员。” “哼!真奇怪,他明明知道我是共产党员。汪盛荻就说过他一切都向国民党讲了,还对我说过:“你是一个共产党员,是赖不掉的。”这位科长现在反而把我开脱出来。这是耍的什么花招?”

 

是徐恩曾为丁玲开拓,还是汪浩虽然出面劝降,但并未向国民党出卖丁玲,并告诉丁玲:“胡也频被捕是共产党内有人告密。”如果说汪浩是叛徒,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或许是汪浩虽然退党自首,但并不想出卖同志。或许是组织考虑他和陈立夫的关系,派他借自首打入中统组织。他对丁玲说的话,可以看作是组织对丁玲的考察和帮助。

 

1934年后,历任中央政治学校地政系研究员、平湖实验县县长、湖北省地政局长,从事土地改革的研究与实验。1934年曾对中央苏区进行了3个月的实地调查,在报告中写道:“收复后,土地关系不仅未加改善,且有更加恶化的趋势,……大多的农民地少或无地如故也,而收复较久之区,甚至苛捐杂税之多,亦如故也。前此因土地关系之恶劣,致为赤匪所乘,而酿成空前未有之匪患,今若不加改善,其前途殊堪隐忧耳。”他呼吁国民党顺应民意,早日开展土地改革,实现孙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张。

 

黄绍竑主政浙江时,创办兵工厂,颁布“全省战时政治纲领”,创办国共合作模范县,与新四军协调,共同抗日,邀请周恩来到天目山讲课,培养游击人才,受到舆论好评。南京失守第二天,汪浩接任浙西第一行署专员、少将区保安司令。他见识丰富,思路开阔,与黄绍竑的施政方案一拍即合。把行署选在于潜,建立天目山根据地,形成浙西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的中心,直逼京沪,对南京伪政府形成强大的压力。八年抗战,浙西地方武装与敌伪军作战300余次,日军频频进犯,却未得手。政治方面,派政工队进入陷区以收复人心,建立敌后政权;在教育与文化方面也采取了不少措施,收容陷区青年入学,安置学者名流。他与蒋经国莫斯科中山大学同学,故当时记者有“前方政治看浙西,后方政治看赣南”之评述。

 

为了排怀乡的忧愁,10月,铎报的报人发起组成平剧研究会。11月,又在行署组建“西罗剧团”,韩克鲜任团长,詹苍云任平剧指导员,吴联英任话剧指导员,周梦雷任歌咏指导员,樊凡介任文书干事,刘子恒为总务组长,柳克成为庶务干事。10月12日,在于潜县城大成殿首次演出《处女黄昏》、《代用品》、《大风》独幕剧.12月演出《绯色网》三幕剧。

 

1941年4月,剧团改组,更名“最前线剧团”,韩克鲜仍任团长。茹茹任团主任,戏剧指导员孙璐,歌咏指导员周梦雷。在茹茹、孙璐的导演下,5月19日首次公演《红色马》、《廿五分钟》、《横山镇》独幕剧。7月5日在临安演出《日出》、《麒麟塞》。19日在天目山上演《日出》、《麒麟塞》。8月1日在於潜演出《日出》、《麒麟塞》、《未婚夫妻》、《红色马》、《廿五分钟》。

 

一区专员汪浩招待最前线剧团时,情绪激昂,感概万千地说:‘浙西,沙漠似的荒凉园地,虽然不少文化的拓荒这络续开过这里,然而依旧结不出奇丽的花果。直到去年,省教育厅的巡回剧咏团来到天南数县,给止水里投下了激的石块,引起了当局对于戏剧的重视。民族剧团成立以来,也很有成绩表现,但尤想不到的是第五政工队—也在本署政导室所在地成立了最前线剧团。”

 

《民族日报》发表了《看了最前线剧团的演出》的剧评:“最成功的是饰阿金的沈静,演得自然而且天真,角色的身份和年龄都时分适合,她是个可以造就的演员。凤仙的活泼,毛狗的傻,都相同的得到可贵的成功。全剧又轻松又紧张,而最后凄楚,伟大的场面是留给人一个深刻的印象。”

 

剧团红红火火的演出,很快就被浙西行署主任、CC头子贺扬灵盯上了,虽然有汪浩做后台,剧团也仅生存4个月,便被勒令解散了,演员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

 

剧团内有9位共产党员,大多是上海美专的师生,原 “抗宣二队”的队员。团主任茹志成,又名茹茹、沈之瑜,上海美专教师,将茹志鹃(王安忆的母亲)安排在杭余临中学读书,后来又转到吴联英(膺)和吴联强(祥)任教的武康中学。解放后,茹志成历任上海美专副校长、上海博物馆馆长等职。

 

话剧指导员吴联英和弟弟吴联强都是学习木刻艺术,后来到新四军从事美术宣传工作。周梦雷是吴联英的未婚妻,剧团解散后,在观山师范学校任音乐教师。

 

贾起,朝鲜名金志强,最前线剧团解散后去韩台剧团,与张抗抗的母亲朱小玲恋爱,剧团解散后,被捕遇难。张抗抗以母亲这一段悲怆缱绻的爱情故事为题材创作了长篇小说《赤彤丹珠》。

 

李扬,又名李树龙,党员还有夏桐岭、洪宝鋆、苏星、顾湘。此外演员还有沈静、周五辉、孙璐等人。他们大多是上海美专和音专的师生。 剧团解散后,他们分三批转移到新四军的根据地。

 

浙西的日子很艰苦,物价在上扬,财政收入在减少,行政公署工作人员物质生活十分拮据,全年萝卜丝充当主菜,早上用炒过的盐过粥,蛀丝结成饼的陈米,放在水里也不沉。

 

困难面前,全体工作人员严格要求自己,“在生活人事管理上是采军事化的,无论从衣食住行任何方面说,都是依照军事管理而生活的,大家一律着军装,食饭采集体制。”(刘广惠《浙西对敌战斗机构与干部》,第四章《生活与进修》。

 

国民党顽固派为打击黄绍竑,不断向国民党中央和中统局告状,称黄在培养自己的势力,放纵共产党的活动,如不及早处置后患无穷。蒋介石对此非常不满,批评他:“逢人就说八路军军纪好,善于游击战,打仗勇敢,共产党如何发动群众、动员民众,军民配合投身于抗战等等好话。”1942年开始,蒋介石收了黄绍竑权,黄绍竑只好按部就班,写回忆录打法日子。中央党部饬令解散政工队,由行署改编为“浙西战地青年反敌行动工作团”。

 

汪浩在浙西的新政,并没有得到国民党的叫好,蒋介石对他并不放心,将其列为浙省党政军合组之异党分子,严密监视。最新解密的国民党档案中,就有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在给蒋介石的电报,称“浙省第一区专员汪浩利用职位作赤化宣传”。

 

黄品璇的《抗战初期国民党余杭县党部情况》也有“一区专员汪浩,早年留学苏联,外表上有层赤色……来逸民,临安人,原一区专署秘书,是汪浩留苏同学,和罗霞天有密切关系,实际上是个‘红萝卜’。”

 

最前线剧团或许是压倒汪浩的最后一根稻草,剧团解散不久,汪浩被迫去职,调离浙西。1942年2月20日,汪浩临行时,于潜各界扎彩门送行。

 

汪浩到湘西任省地政局长,闲职一个,让他继续研究土地改革,韩克鲜、詹苍云等人相继离开了浙西。

 

韩少功在《韩少功评传》中说:“他原先在旧军队和旧政府里的同僚,有的在土地改革和“三反五反”运动中就被判刑,那个原长沙市市长甚至被枪毙,直到韩父死后多年的20世纪80年代才平反昭雪。”

 

浙西一区自卫大队第五政工队,是国民党的地方部队,因此,浙西这段历史,在解放后成为这些人的重大历史问题。

 

八年抗战胜利了,王东原任湖南省政府主席,他认为汪浩系地政专家,战后长沙市重建,涉及土地规划较多,乃调汪浩转任长沙市长,韩克鲜任市财政科长。

 

被称为“地政专家”的汪浩颇想在市政建设上做出些成绩,便制订了一个《长沙市旧城区道路系统修正计划》。按照这个计划,长沙市区将拓宽改造和新修六大干线和四条辅助线,总长度达22公里。六大干线为四纵(南北向)、二横(东西向),分甲、乙两等,甲等宽40米,乙等宽24米;四条辅助线均为东西向,宽12米。这十条马路,两条南北乙等干线系拓宽与延伸,一为黄兴路(今黄兴南路)延长线,从八角亭斜经又一村,直至北大马路(今湘雅路);一为伯陵路(今蔡锷中路)向两头延伸,即南自多佛寺达南大马路,北从水风井抵北大马路。可见,我们常抱怨的“黄兴路南通北不通、蔡锷路北通南不能”(当时则是南北都不通),早在50多年前就是要解决的了。其余的八条路均为新修。南北向的两条,一从北大马路西端至灵官渡的沿江大道,一自西园北里北口往南,直接西湖马路。东西向的六条,分别从东站路、浏城桥、都正街、经武路横贯市区,抵沿江路。按照当时战后的实际情况,这一计划确实较大,但也有优势,即长沙大火后留下不少空坪隙地,尚未为人占据。据当时不完全统计,要修通这十条路,除沿江棚户及公房不计外,须拆除民房1580户、铺面309房(栋)。但因种种原因,这个计划除沿江马路进行拆迁,并已开工外,其它各路基本上没有动工。

 

1947年12月,汪浩因报社承包平民住宅一案失职,被免除市长职务,旋去南京任肖铮所创办的私立建国法政学院教务长,南京解放后回长沙闲赋。1948年元月,回津市与喻兰生竞选国大代表失败。旋到湖南大学任教。

 

1949年,汪浩追随陈明义、程潜,通电全国宣布湖南和平起义。

编辑     删除

年表


关系人物



相关附件


相关评论